自然资源的库兹涅茨曲线的环境问题分析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多因素和条件，即增长的源泉问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等相继被揭示出来并置于突出的地位。然而，关于自然资源的真实影响，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究竟是祝福还是诅咒?本文使用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试图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去研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
1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悖论
早期关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都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潜在财富，可以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很好的支持[1-2]。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近代以来经济发展史的基础上，在探索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强调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正面效应。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却出现了低增长甚至发展停滞的局面，这使得学术界重新开始认识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3-8]。近来，也有很多学者对上述两种假说都提出了质疑，认为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9-11]。
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究竟是祝福、诅咒还是没有特定的关系?是特定时期的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经济机理?本文使用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去研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希望可以弥补已有文献在这方面的空白;更进一步，我们试图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中国省级层面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2 数据、计量模型设定与检验
本文运用的数据集涵盖了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重庆除外)从1978年至2011年的自然资源和主要经济数据。自然资源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的产量、采掘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数据包括GDP、人均GDP、人口、就业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等。
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实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为此，学者们引入了一系列的替代变量。比如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4]11，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12]，人均耕地数量[13]，能源储量[14]，资源租占GDP的比重[15]等。考虑到能源资源较大的经济租及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性地位，我们主要选取徐康宁和韩剑[16]构建的RAI指标来衡量中国各省的资源丰裕程度，并进一步使用采掘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7]这一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
我国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比重大约为：75%、23%和2%。以此为依据，分别赋予三种矿产资源相应的权重。RAI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与该指标类似，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个能源产量的折算公式，其中能源产量是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经热量转换之后的综合指标：能源产量(108 t)=(原煤产量×0.714 t/t)+(原油产量×1.43 t/t)+(天然气产量×1.33 t/(1 000 m3))。
考虑如下的面板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代表省份(i=1， 2， …， 30)，t代表年份(t=1978， 1979， …， 2011)，y表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具体包括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以及分别相对应的5年移动平均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RAI表示资源丰裕度指标;X表示模型中引入的一些在长期中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表1中所列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科技投入等。β0表示常数项，β1和β2是对应的估计系数，εit是随机扰动项。此外，我们的计量模型设定中也控制了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provi表示各省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yeart表示每年对各省都有同样影响的固定效应。
2.1 “资源祝福”还是“资源诅咒”?
利用1978年至2011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表1报告了利用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情况的参数估计结果。
所有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上都符合经济理论和直觉的判断：由于经济发展的收敛性，上一年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有负向的影响;资本、劳动以及科技投入则在很大程度上有正向的影响。控制这些解释变量将会保证计量结果得以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
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1中的第1-4列是使用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情况考核的结果，第1、2列与第3、4列的区别在于是否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从回归的结果来看，这些省份和年份虚拟变量的系数具有联合的显著性，即各省的特定条件和全国范围内的时间趋势是不能忽略的影响因素。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且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当我们从一个尽可能长的时间跨度去考察，资源的丰裕度从整体上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正向的支持。
更进一步，我们在第4列中引入了资源丰裕度的平方项来考察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的一种非线性的影响：资源丰裕度平方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此时资源丰裕度的估计系数比第3列的估计系数显著增大并且显著性也进一步增强，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平方项的引入有力地建立了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在长期中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我们称其为动态演变。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丰裕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潜在财富，可以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丰裕的自然资源为我国各省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产业结构持续完善，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能继续维持原有的角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第5、6列报告了5年移动平均的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回归结果，这样的考核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经济发展的短期波动，从而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结果显示，当我们使用5年移动平均的指标，估计系数的符号与第3、4列完全一致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2.2 稳健性检验
虽然表1中的回归结果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省级层面的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
之间长期中所体现出来的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我们仍然关心以下问题：其一、资源丰裕度的测量一直是实证研究的难题，当我们使用其他的资源丰裕度指标，上述的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是否依然存在?其二、虽然GDP增长率是大家公认的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但如果我们使用其他的指标来衡量我国各省的经济发展情况，会不会改变上述的研究结论?
在本部分，我们使用了不同的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衡量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采掘业投资占比。在中国的行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与自然资源直接关联的细分行业，这些行业的投入多少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因此我们认为，当地采掘业的投入水平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其二，GDP增长率更多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情况，考虑人均GDP增长率则能更全面地衡量经济增长给全体居民带来的福利改善。检验结果显示，我们发现的非线性动态演变关系仍然存在，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系数的大小来看，这种关系甚至更为强烈。
图1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反映了这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我们称其为自然资源的库兹涅茨曲线。和收入分配状况、环境污染状况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类似，自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形态。
至此，我们利用1978年至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更长时间跨度内、更为全面的检验，在某种程度上解开了二者之间关系的悖论：“资源祝福”、“资源诅咒”和“资源中性”假说可能在某个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成立，但是从长期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而并非单一的线性关系。
3 “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
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就“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渠道进行了研究，比如要素转移效应引发了“荷兰病”[18]、外部环境恶化促使资本外流、资源开采的财富分配方式扩大了贫富差距、资源主导的产业结构制约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能力的提升[8]86-87等等。然而，所有关于传导机制的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经济直觉的判断或者理论模型的层面，并未得到实证的检验。在本部分，我们将从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选取中国省级层面的一系列指标来进行较为严格的计量检验。
3.1 经济结构诅咒
经济结构诅咒的主要思想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某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时，比较容易陷入依赖某种自然资源的发展路径，使其他工业或产业的发展受到冷落或排挤，这种挤出效应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等。丰裕的自然资源往往会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制度和技术创新等产生忽略，从而削弱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我们选取普通初级中学学校数量和普通初级中学在校学生人数的变动情况来衡量该省的人力资本积累情况;用制造业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占总固定资本投资份额的增长率来观察该省的物质资本积累情况。表2报告了对经济结构诅咒假说实证检验的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正如我们所预计的，总人口越多，初中学校的数目越多;近年来的合并浪潮确实使得初中学校数目逐年递减;然而，在我们控制住这些因素之后，仍然发现资源丰裕度对初中学校的数目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1列)，且不存在非线性影响(第2列);第4列的估计系数证明了资源丰裕度同样减少了普通初中的在校学生数，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更进一步，第6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源丰裕度对物质资本的积累同样存在着非线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初期，自然资源的开发能迅速地转化为资本，并带动制造业的发展;但长期来看，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路径实际上挤出了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制造业部门的投资。
3.2 政治制度诅咒
经济学家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所谓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敬而远之，但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跨国增长研究中，制度因素是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异常重要的解释变量。在这里，我们选取了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从上世纪末期开始连续构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各省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该指标体系对中国各省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比较，完全采用客观指标衡量各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避免了主观评价。具体来说，该指标体系除了给每
个省份赋予一个总得分之外，还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以及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这五个分指标。
表3报告了政治制度诅咒的实证检验结果。我们对各省的市场化指数总得分以及所有5个分指标都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资源丰裕度对市场化指数的所有指标都有负向的影响。
第2列的估计系数证明，资源丰裕度在长期中恶化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源丰裕的地区更容易形成“大政府”，过多地对企业进行干预，使得市场化进程更为缓慢;同样的，由于当地丰裕的自然资源，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被投入到资源部门，非国有经济更不容易得到发展的空间;最后，第5、6列的结果显示，资源丰裕地区的中介市场(律师、会计师、行业协会等)发育度更低，法制更不健全，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知识产权、专利等更不容易得到保护，从而影响了创新活动的进行，进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4 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1978年至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更长时间跨度内、更为全面的检验。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丰裕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潜在财富，为我国各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产业结构持续完善，资源部门的扩张抑制甚至挤出了其他部门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当我们使用其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指标时，这种强烈的非线性动态演变关系仍然存在。更进一步，本文使用较为严格的计量方法
对自然资源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长期中，①自然资源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诅咒”;②自然资源会恶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的完善等，从而对政治制度也产生“诅咒”。
当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与电力等其他能源部门类似，中国至今的自然资源定价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政府的资源价格管理机制仍起着较大的作用。自然资源(如煤炭等)在各省之间的“调拨”、地方政府出面的“采购”或者发改委确定的定价机制(比如价格上限等)使得自然资源对生产省来说是“诅咒”，而对资源消费省则是“祝福”。
致谢：
感谢李宏彬教授和肖志杰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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