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拆解业绿色化
让拆解业绿色化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老林却没有休息，他经常要帮客人拉的货，是从各种旧电机、旧电脑、旧线路板上拆下来的各种可以再利用的旧物资。
他习惯开着他那辆小型货车，在温峤镇政府附近寻找生意。温峤镇是一个拆解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就在周边的一些村落里，比如桐山和横路头，就布满了各种小型拆解场地和家庭作坊。
温峤镇的固废拆解业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近几年来，该行业发展迅速，温岭市环保局污控科科长潘云晖告诉CBN记者，温岭市的拆解业，主要集中在泽国、新河、温峤三镇，有定点拆解企业，也就是有资质进行第六类第七类垃圾拆解的企业，共7家，年拆解量为19.7万吨。
此前，当地媒体报道说，温峤镇共有25个村384户村民从事拆解行业。不过潘云晖表示，对于家庭作坊式的拆解点到底有多少，很难搞得清楚。
长期存在固废拆解现象，使得当地的环境严重恶化。《温岭日报》的报道称，桐山村因为污染，那里的地下水和山泉水已不能饮用了。固体废物拆解还带来了露天乱焚烧，产生的有毒有害烟尘和气体，也使得泽国镇新秋村一棵百年老樟树污染致死。
污染的问题，相当长时间以来都困扰着台州的拆解业。但是对于台州来讲，今后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缺少不了拆解业。
把垃圾做成事业
从1987年“出道”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丁国培把垃圾回收做成了事业，他担任总经理的台州齐合天地金属有限公司（下称“齐合天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废旧金属回收企业，同时他也是台州市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会长。
从当年的小作坊，到今天拥有3000多名员工的大公司，伴随丁国培的拆解生涯的是整个台州在固废拆解业上的迅速崛起。
台州的废旧金属综合利用产业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原路桥峰江镇（现峰江街道）为主，主要以拆解国内废旧物资为主，他们把全国各地厂矿等部门、单位里报废的旧机械、车床、汽车、电机等物资买回来拆解，有修好可再用的小机床、电机等，清洗、修理好供给当地民营小厂继续使用；不可修理的，就整体拆解成钢铁、铜、铝等金属，供给当地民营工厂做原料。
这些废金属经拆解后汇集到市场，重新开始组合分配，比如一只旧变压器解体后，机壳经焊接可造农用铁壳船，散热扁管拉圆后可做落地式电扇、木工钻钢管和防盗窗，矽钢片是家用电器制品的材料，铜排用作冲制小商品，变压器油改制润滑油，大量的铜、铝、铁运送到冶炼厂回炉或经加工变成铜丝、铝丝和其他产品。
1991年底，峰江已经拥有废金属销售市场2个，个体拆解点200多个，从业者超过3000人，年拆解废金属材料10多万吨，成交总额达到3.5亿元。之后，峰江的废金属收购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进口废旧物资占到总拆解量的90%以上。
在拆解业兴起的同时，台州的工业也正面临着原材料紧缺的困局。数据显示，当时台州工业每年大约需要钢材12万吨。而国家计划配给的只有0.7万吨，且计划兑现率仅为30%到40%，为台州所需的2.3%。市场需求推动着台州固废拆解业迅速发展。
此时，丁国培正在西北打工，直到1987年回来。回乡后，丁国培就发现，他的老家已经是万户敲击声，每家每户都在用锤子敲打破旧的机器，把机器拆开，把零部件一个个卸下，归类，再卖掉。
在满足了工业所需原材料的同时，拆解业在峰江也越做越大，并为台州赢得了“中国再生金属之都”的称号。
废品也有产业链
从台州市路桥区出发，沿着104国道南行至峰江区域，就会看到公路两旁为数众多的废旧拆解场和数个废旧金属市场。继续一路向南，这种场面可以一直延伸到温岭市的泽国镇。沿途房屋的墙上都写满了简单的广告：经营空压机、变压器、矽钢片等，下面写着联系电话。不仅如此，稍微往104国道两边的村子里走一走，还能看到更多的拆解场地。
台州市能源利用监测中心主任吕孟苏告诉记者，台州现有10万余人从事废金属物资运输、拆解、再生、利用、销售。目前拆解业的销售额已经占到了台州工业总产值的8%~10%。
据台州海关的有关数据，今年一季度台州累计进口废金属60.1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9.2%。其中废钢进口量为48.3万吨，同比增长93%，而以回收钢为主的废五金47.5万吨，总比增长30.3倍，占同期台州废金属进口总量的79%。不过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口废铜11.2万吨，废铝0.6万吨，同比下降72.5%和32.8%。
吕孟苏笑称，如果没有拆解业，台州的经济要倒退10年。没有拆解业，台州的海关可能也不存在了。“进口固废原料的税收超过10亿元，占海关当年全部税收的95%以上。”
不仅如此，固废拆解业由于为当地提供了铜、铝、不锈钢等价廉物美的原材料，因此带动了周边地区包括电线、电缆、电机、水泵、摩托车配件、卫生洁具、阀门、装潢五金等制造业和加工业的发展。使得当地形成了黄岩塑模、大溪泵业、玉环铜阀门等特色块状经济繁荣的局面。
据了解，仅仅是齐合天地一家企业，自公司成立10年来，累计进口拆解加工利用废旧金属180多万吨，获得再生铜23万吨，再生铝17万吨，废钢铁135 万吨，废塑料2.3万吨。仅年产再生铜一项（相当于国内大中型铜矿的产量），可以配套生产汽车2850万辆，或卡车1330万辆、空调3330万台、冰箱 6660万台。
“比如说玉环的低压阀门，占了全国40%以上的市场，为什么浙江省的一个边远小县，会有这样的竞争力？因为他们低压阀门所使用的铜，90%以上来自于废铜。”丁国培说。
确实，没有台州拆解回收业大量廉价的资源供应，就不可能有台州制造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台州企业就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产业发展的原始积累，也就很难形成以诸多知名品牌为代表的产业群。
在台州，很容易看到拆解场地和工业企业比肩而立的场面，这种几乎门对门的生存状态，无疑很好地解释了台州制造，乃至浙江制造崛起的秘密。
“不平衡”的污染
不过，在路桥区委党校的陈爱金看来，这里呈现了一种“不平衡”：一面是拥有过硬的资质、先进的工艺，处理的是经环保部审批的进口固体废物的节能、环保的现代化拆解企业。另一面是靠手工操作、设备简陋对环境造成难以逆转污染的最原始的“窝棚式”作坊，“家家拆解、户户冒烟”的散落格局随处可见。
这种“不平衡”也造成了“两重性”：在给当地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财政收入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成为一颗难以切除的“毒瘤”。
对于此前的状况，有这样的描述：峰江街道一带，农民房前屋后，道路两侧，到处堆满拆解下来的旧设备，当地人随地拆解，满地油污四处横流，而油污渗漏，严重污染了地表水，危害了人畜健康；电机的漆包线若不把塑料外皮烧掉拆不出来，这东西烧起来黑烟滚滚，遮天蔽日，臭气熏天，104国道常常笼罩在浓烟中，客车过去，白天有时都得开大灯，而乘客则无不掩鼻而过。
2007年2月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了一篇《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对周边土壤环境的影响》的论文，选取台州市路桥区下谷岙村为研究区域，对拆解场外土壤的污染状况进行了野外调查和实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拆解业周围的土壤受到了 Cu、Zn、Pb、As、Cr、Mn、Ni等重金属元素的污染，其中受Cu、Pb污染最为严重，Cu含量高出国家标准近4倍，Pb含量高出国家标准近2 倍。
正是因为污染，吕孟苏告诉记者，在2002、2003、2004年市里面对于要不要发展拆解业是有过争议的，“不过之后大家的思想逐渐统一了。”吕孟苏说。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是丁国培在2005年12月20日全国建设节约型社会展览会期间，作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的唯一代表，向参加会议的领导详细汇报了再生金属产业的发展状况并得到了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
吕孟苏称，此事对台州四套班子领导都产生了触动。也就是在2005年，他开始“受命”起草《台州市固废金属拆解回收与再生利用产业发展规划（2007-2012）》，该项规划于2007年通过。
绿色拆解
不过，不能不说，正是齐合天地这样的公司，为拆解业赢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位于路桥峰江金属再生园区的齐合天地，似乎和人们一贯理解的拆解企业不同。20万平方米的厂区被分成了办公区和作业区，办公区部分的绿树和花园，无法让初次到这里的人将之和拆解业联系起来。
进入作业区，便能看到堆积如山的各类废旧金属，除了不绝于耳的锤子叮叮当当作响，还有各种设备的响声，也还是显得不那么嘈杂和脏乱。
为了环保，丁国培称，公司10年时间共投入1.8亿元，如此巨大的投入对于小企业或者小作坊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拆解业来说，只有规模经营才能加大投入，实现对二次污染的控制。“我是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完成了原始积累，投入是要钱的，当然，更要有环保意识，要舍得花钱。”
而在从事拆解业初期，丁国培称，为了拿到漆包线里的铜，他也采取过焚烧的办法，把漆包线烧掉。但是因为这种线里，塑料和铜的比例是45：55，因此焚烧的做法也带来了巨大的浪费。
丁国培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厂区采取了雨污分离装置，雨水收集利用、污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实行地面硬化防止污水渗漏地下；对金属熔炼过程中废气排放、粉尘回收系统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造，达到工业废气排放一类标准；对于拆解流程中需要热处理的工艺环节，公司投入800多万资金对焚烧处理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先后淘汰更新了四代焚烧炉，最新投入使用具有二次燃烧系统和水浴净化除尘装置的第五代环保焚烧炉，同时使用液化气清洁能源，减少SO2的产生；拆解回收过程中无法被回收利用的固体废渣收集后交由环保部门进行统一无害化处理，有效减少了“三废”的产生和排放。
与此同时，公司在再生铜材、铝合金锭生产线和新型焚烧炉中运用了尾气余热回收技术，每年可降低燃料油和液化气消耗15%；并在金属熔炼过程中使用风机变频自动监控技术，每年可节电50万度。
为了更好地在环保的前提下发展拆解业，吕孟苏告诉记者，台州又在规划一个新的占地6000亩的园区，准备把所有的定点企业和相关企业都纳入其中。这也是台州建设的第三个拆解基地。
1999年，原峰江镇最早提出对拆解业实行“基地化”管理的思路，在安溶村建立了第一个拆解基地，占地100亩，总投资3000多万元，有10家企业入驻。此后又规划建设了占地1600亩、总投资6．2亿元的台州路桥峰江金属再生园区。目前该园区吸引了35个环保部定点处理第六类、第七类垃圾的企业。
吕孟苏告诉记者，目前由于峰江人口密集，且产业发行站规模越来越大，加上有污染环境的存在，所以考虑梯度向沿海滩涂转移，在滨海工业城建设一个总规模 6000亩土地的园区，形成全国最大的固废金属循环基地。按照规划，包括椒江、温岭的固废拆解企业都要转移到基地来，以实现集中管理。
“在这里，我们还规划一个年吞吐量600万吨的专用码头。”吕孟苏称，今后进口固废金属的船将全部停靠在新的基地，同时对基地实行封闭化管理，不允许任何进口的固废金属运出园区，以免流入非定点企业或者个体。
作坊是难题
但是，很显然，并不是台州目前从事拆解业的所有企业都要迁到基地，那些大量散落在农村的家庭作坊更无法被容纳进来。
那么，这些个体户或者家庭作坊的命运会如何？在采访中，不少人对记者表示，由于不少群众是完全以拆解为生，所以目前彻底清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个行业也一样，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有人喝汤，有些群众其实只是赚一个辛苦钱。”潘云晖说。
除此之外，废弃物的来源广泛，源头难以控制；同时市场需求大，大量提供廉价原材料的拆解回收行业已成为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产业链，也是导致个体户难以消除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不少个体户或者家庭作坊的拆解原材料就来自于定点企业，一些定点企业的小角料或者用不完的原材料，就转手卖给了其他没有资质的企业或者个体户，由于后者没有相应的资质和技术加以分解，所以往往导致严重的污染问题。
不仅是进口固废，国内通过各种散乱的回收体系回收的大量废旧物资，也多数到了那些个体拆解户手里。
丁国培介绍说，以一台21英寸电视机为例，如果要达到环境处理好、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目标，可能一台电视机就只值25元钱。“最终要达到的程度，是要把显像管玻璃中含的铅回收过来，把玻璃做成反光材料，然后把铜、塑料回收。加工的要求很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技术，但是现在农民的作坊，他们可以以50元钱的价格回收电视机，他们会把铜、塑料卖掉，因为达不到回收玻璃中的铅的水平，就直接把玻璃挖坑埋掉了，或者作为生活垃圾进入垃圾填埋场。作为个人，你是愿意卖25元还是50元？”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2006年的一份《温岭市固废拆解（小冶炼）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中，有关方面称，对于这些家庭作坊式的拆解，很难达到彻底清除的效果。
除了直接从事拆解业，一些村民也会把老房子和田地出租给拆解户，有些村的集体经济也依赖于此。如果清理掉这些拆解业，有些村集体经济一下子断了“财路”，像路边村就“损失”四五十万元。还有，在不少村庄，许多村干部自己也参与拆解，有的因此年收入10多万元。这些，也都是彻底清除小规模固废拆解的阻力。
潘云晖表示，虽然终极目标是要清除这些小的家庭作坊，但目前还只能是相对集中。大的企业进入园区，村子里的就由村里规划一片地方，进行硬化，让大家集中到这片地方上来拆解。“在堵的同时还要有疏导，疏堵结合来整治固废拆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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