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需建立 不能仅指望“拾荒者”
我国城市各类废弃物均缺乏正规的回收渠道，废弃物回收市场几乎由“拾荒者”和民间回收业者主宰，回收率和再生利用率很低，造成原料短缺、已建成资源化设施不能满负荷运行、企业亏损，资源浪费，环境二次污染等现象，这反映出我国在城市固废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管理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的本质问题 ――在日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京共同举办的“中日城市典型废弃物资源化”研讨会上，与会各国专家开出药方：中国的资源回收体系应在行政法规层面加以健全，建立长期性的战略和基本方针，掌握废弃物的量、质、流向。
旨在加快建立安全有效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推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本次研讨会开得高效而务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巡视员何炳光、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北京副所长神谷克彦参会并致辞。会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橡胶 工业协会、日本上智大学、日本金泽大学的专家教授，就中日两国餐厨垃圾、包装废弃物、园林垃圾和废旧轮胎等四种城市典型固体废弃物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政策和技术措施等展开了形式多样的交流探讨；天津、合肥、青岛、宁波等四个城市结合实例，系统介绍了本市在处理餐厨垃圾、包装物、废旧轮胎、园林垃圾等典型城市固体废弃物方面的经验。
会上，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介绍了中国城市典型废弃物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他表示，大量产生的城市固体废物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环境问题，而传统的固体废弃物管理模式已经难以解决城市面临被固体废弃物“围城”的难题，要找到“围城”的出路，就必须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回收产业，才能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形成“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战略。
面对持续增加的城市生活固废，中日两国都在积极推进“3R”措施，即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如日本的名古屋市在1999年调整了焚烧减量再进行填埋的对策，由原来的“合理处置”转变为“推进废弃物减量和再生利用”，全面实施包装循环利用，用经济激励手段推进民间开展循环利用。政策转变产生明显的效果和影响，到2005年，名古屋市年生活固废量从102万吨下降到72万吨，资源回收量从15万吨上升到39万吨，填埋量从28万吨下降到11万吨。韩国釜山市实施从量制的垃圾收费政策和限制一次性物品使用政策,通过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实现了包括家庭所产生的所有餐厨垃圾的循环利用。我国合肥市则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该市一企业将建筑垃圾加工为道路侧石。宁波市经过相关部门几年来的努力，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政府引导、法制管理、集中收运、专业处置、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为特色的餐厨垃圾处置“宁波模式”。天津市在废旧轮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全市共有 100多家从事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循环利用的企业，涵盖轮胎翻新、胶粉生产、再生胶生产等领域，与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单位6家，基本形成了一条较完整的轮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废弃物的成分也在发生着变化。以北京为例，城市垃圾中的煤灰、灰渣比例逐渐降低，热值逐渐提高，可直接利用或转换利用组分的比例明显加强等等。为适应城市废弃物不断增多，成分发生改变等实际情况，我国在处理城市废弃物的措施和理念上也在逐步调整和完善，例如建成大批处理场（厂），废弃物由分散堆放变为集中处理，处理率显著提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单一处理技术向多种和综合处理技术发展，由无害化处理向资源利用技术发展等。
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废弃物的处理系统仍然存在着急需完善之处。对此，致力于日中韩对循环经济、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上智大学地球环境学研究科教授柳下正治建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的资源回收体系应在行政法规层面加以健全，建立长期性的战略和基本方针，掌握废弃物的量、质、流向，并在“ 行政措施-地区社会-市民”直接按实现信息共享，确保互相沟通和协动。柳下正治指出，中国的废弃物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以工学和技术为中心，而综合性政策、战略领域的研究是今后面临的课题。
会后，与会代表实地参观考察了北京市海淀区上地餐厨垃圾资源生化处理系统示范站和北京泛洋华腾科技有限公司废旧轮胎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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