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蓝藻克星”技术 历经15年挣扎
民间环保技术如何“登堂入室”
春天的太湖，莺飞草长，全然没有夏天蓝藻爆发时的狰狞。在此时探讨水污染防治问题，很有点未雨绸缪的意味。三月末，一个“国际水污染防治高层研讨会”就在苏州郊外的太湖边上举行。
然而，在研讨会多不胜数的今天，这样的议题很有点大而化之的味道，让前来采访的各路记者有点摸不着调儿。
此时，一个叫做中国三爱环境水务集团的企业影影绰绰地出现。作为此次会议的实际出资者，在这样的时候开这样一个会，究竟为了什么？
十五年难磨一剑
当蓝藻像恶魔一样纠缠着中国大大小小的湖泊，演绎出一年胜似一年的环境恶化事故，此时如果有人站出来说他能彻底根治蓝藻，人们一定以为他是在吹牛。
15年间，国际著名水处理专家、国际水协理事被誉为蓝藻克星的三爱公司董事长刘光钊就面临着这样的境遇。
1983年，40多岁的刘光钊移民澳大利亚。他先在澳洲学水处理，后游学26个国家，收集先进技术工艺，经过一番中西结合的技术改造与提升，在澳洲组建三爱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数年间，三爱在国外承建了58家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建设，8个大中型湖泊水库及流域的综合治理。
1992年，刘光钊回国，在上海创办三爱环境水务有限公司，此时，正值中国水污染危机四伏并开始表露。“爱国、爱家、爱人”，“爱天、爱地、爱水”——这是刘光钊对“三爱”的理解。其初衷是，利用世界先进技术在中国建三个治污样板——江河湖海综合治理、城市污水治理、工业污水治理，待三个样板建成见效，他就回澳与家人团聚。然而，15年过去，刘光钊付出的代价是：花费8000万元、家庭解体、卖掉公司房子、卖掉污水处理厂……
15年多的时间里，他并非没有作为。
1999年4月12日，云南世博会前夕，刘光钊临危受命治理已经是劣五类水质，被昆明人称为“公共厕所”的滇池草海。环保局要求“水清20天应急处理”。20日至26日，刘光钊在滇池西山脚下1平方公里蓝藻相对集中之地除藻。据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报告：投药后两小时开始显效，水体透明度从0.4米提高到0.9米。投药后未发现试验区内7种大型水生维管束植物种类出现异常。11月，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谢振华视察“三爱”治理之地，目睹清澈水面，首肯“三爱”中西结合治滇好。2007年5月，刘光钊再次前往滇池草海。与周遭水面相比，他8年前治理的1平方公里湖体依旧清澈，能见度达0.5米。当年政府的要求是水清20天，而此时已经有2000多天。
然而这样的成效并没有让三爱的技术在滇池得以施展。时任云南省长李嘉廷有一个著名的治滇理念：“滇池污染不是本届政府造成的，所以治理也不是本届政府能完成的。”当时的刘光钊有钱有技术，却没人给他这个治理机会。2001年，刘光钊竞标滇池治理国际招标会，却遭遇废标命运。
另一个样板是南京玄武湖。2005年9月，第十届全运会召开前夕，刘光钊再次临危受命应急处理玄武湖蓝藻。9月19日至23日，他在西南湖0.67平方公里的水面上除藻。12月15日，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国藻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刘志礼鉴定如下：未发现除抑藻剂有任何毒性，对玄武湖植物系统和动物系统无明显伤害。
15年间，为了环境保护，刘光钊曾先后70余次自费去实地考察；变卖在上海的房产，作为治理环境的费用。
2004年，全国政协组织“保护长江万里行”，身为万里行专家组组长的刘光钊不惜出资300万元，博得了一个“保护长江万里行”的冠名权，他对当时有关方面提出的引江济太持异议：“引江济太可应急冲污，但不能长久清洁。再说长江水质已恶化（磷指标已超过太湖）。”他致信环保部门《别再糟蹋江河湖海了》：“用长江冲河湖之污的引江济太、引江济巢、引江济……的”换水“法是污染搬家，其恶果之一是咸潮入江。”刘光钊出资300万元，旨在将长江之危广而告之，以唤起人们绿色觉醒：“黄河脏了，长江可以救黄河，长江脏了，拿什么救长江？”
民间技术如何走入“宫闱”
一位追踪报道刘光钊十几年的记者用通俗的语言这样解释刘光钊整合出的除抑藻剂——“采用天然抑藻材料（高效生物酶等），加上一定缓冲剂，制成圣A－3缓冲综合型除藻剂。该药剂能使微囊藻中的囊细胞破裂死亡，同时消耗氮磷和其他养分，达到有效控制蓝藻生长的目的。治理后的水体有鱼虾生长，人可游泳。”
15年，三爱的技术更多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并没有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位地方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现在这种民间的环保技术很多，通过各种途径找来的也不少。像这样，出钱办个研讨会，其实主要目的在于宣传企业。可是会太多了，本来通知的是单位领导，但领导没时间，就派了下面的普通人员来。
“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尤其是水资源问题是制约未来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矛盾，而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解决这些矛盾的重要途径。”研讨会上科技部原党组成员、国务院参事石定寰如是说。
他表示，要创新，就应该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再创新三个环节上下足功夫。而创新又不应该仅仅来自于大学和科研院所，更应来自于广大社会群体，中小型企业以及民间热衷于水环境事业的仁人志士。大家共同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创新发展。
然而，民间技术如何走入“宫闱”，却是个难题。
15年，刘光钊陪同三四十个考察团赴澳考察，绝大部分由他出资。考察团中意占地少、成本低、出水稳定、运行费用低的先进设备。如1997年就建成的强化脱磷、脱氮的IDEA装置，不仅符合排污标准，甚至稍加工后还可制成饮用水，而建设费用比传统方法低1／3－1／6运行费用仅为人民币4角。此外，清污渣滓经处理后还可做成建筑材料。它对接的正是世界环保趋势——循环经济。一个现成样板是，1992年，昆明污水处理三厂因运用“三爱”技术，至今领先国内。
可是当场叫好甚至拍板的考察团回国就变脸。刘光钊曾追问有关人员，“为什么不用新技术？”答：“用新技术有风险。做坏了，新技术不仅落人话柄，还乌纱难保。沿用旧技术，做砸了可以拿前边的失败者说事。前几任不成功，本人不成功理所当然。”
一位参会代表对记者说，他所在的城市水体用的是国外进口的除藻剂，价格很高。但对三爱的技术，他表示怀疑，“真有这么神的技术吗﹖”他私下说，这种民营企业的技术，弄不好，领导会有道德风险，还得担责任。
于是，在水治理领域有“国军大换防”的说法，一些有牌子有背景的企业、研究机构，一个地方治不好，换一个地方照样接项目。刘光钊、刘志礼就直指科技腐败，包括“内部人”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
有人说：“刘光钊治好了，一些专吃治污饭的‘专家’就得从分肥大餐中退下。”
水治理存在“潜规则”？
15年间，刘光钊不断抨击治水体制、机制、法制：口号大于行动、体制造就九龙、技术严重落后、缺乏监督机制、缺席问责制，以致浪费了相当一部分治污资金或进了“四子”——败家子、逆子、瞎子、骗子腰包。
这样招致的结果是，业内排斥新技术，圈内排斥他个人。有专家认为：“三爱”技术适用于小面积尚可，大面积不行。应急尚可，长期不行。其药剂破坏生态。有人甚至说刘光钊是骗子，除抑藻剂不是他的原创发明。
有旁观者清：“他太耿直。治水有一套，为人处事太迂拙，缺韬略。不知不觉把人得罪了，还不明就里。”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人有多黑，水有多浊”，这是刘光钊的名言。
中国水工业网总经理张颖夏在会上放了一炮，让在场的业内人士鼓掌不已。他直言不讳地说，国家的水专项治理正成为个别从事水科研技术之人分赃的对象。不久前，某省声势浩大地向全球招标污水处理项目，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让他很兴奋，急忙利用自己的网站平台向国内外诸多优秀企业发布这一消息，企业积极参与投标者众。然而，开标之后他发现，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却被当地一个实力可疑的公司夺得。
有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3年，水利部投资3562亿元，治淮（淮河）10年花费600亿元，治滇（滇池）十几年耗资47.62亿元。然而，收效甚微。
参加会议的某协会负责人对记者表白说，自己的角色更类似中介组织——你有技术，我们有关系。
习惯于根据出席会议的领导身份确定其重要性的人们很快发现，虽然这次会议的主办方罗列有不乏实力的中央政府相关部委，但实际莅会者却少有在位的实力人物。两位本要参加会议的副部级官员都临时有事来不了。一位记者说，连个当地有头脸的领导都没有，这新闻怎么报？发个简讯算了。
三爱的技术会不会就这样再次掩埋在简讯，与一次次研讨会中？
记者会后从一位参会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她已经将会议相关资料提交给单位领导，她对记者说，对这样的技术必须真的用过才能评价，仅凭一些资料，很难让人信服。她还强调，如果有真正的好技术，在水污染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政府肯定会用的。
看来，三爱确实还得继续用事实说话，好在他头一次拥有了大规模的试验田。2007年5月29日，云南省九湖办与“三爱”签约治理星云湖。
星云湖位于江川县城北1公里处，湖面积为40平方公里，蓄水量2.3亿立方米。近年来，由于面源污染加剧，磷、氮含量增高，水体严重富营养化，水生植物大量减少，蓝藻爆发。
此次签约来自六次应急实践样板及评审意见：“抑制蓝藻表征效果好”。如2006年12月9日，云南环保产业协会举办的“滇池藻华及水体富营养化治理技术研讨会及现场演示会”。现场演示鉴定如下：能在短时间有效抑制蓝藻水华，能使水生动植物正常生长，维护水体清洁，促进滇池水生态修复。在现有控制蓝藻暴发的技术中是最有效得一种。
继草海、玄武湖之后，刘光钊第三次拥有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机会。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