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提高垃圾处理行业的政府监管能力
在国家4万亿元拉动内需的带动下，各行各业都蓄势待发，垃圾处理行业也面临着一次绝佳的机会。据相关测算，未来5年，垃圾处理行业投资容量将达到2000多亿元人民币。然而，在广阔市场前景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方面，垃圾处理处置仍在低水平上运行；另一方面，政府监管能力的不足也在考验着行业的市场化进程。
近日，在参加2008中国固废高级论坛时，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长徐文龙表示，从对现有的分析来看，新一轮建设高潮将会来到。然而，在目前市场化格局下，政府监管力量依然不足。
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进锋更是明确指出，市场化作为解决垃圾处理问题的重要措施，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他表示：“我们要警惕垃圾处理领域的‘三鹿奶粉事件’！”
诸多难题
近几年，我国城市垃圾清运和处理总量基本稳定在1.5亿吨左右，卫生填埋和焚烧的规模都在不断增加，但垃圾处理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能分类收集。
“目前发达国家填埋的理念是有机质不超过5%，基本上处理后的残余物才能填埋。我国目前还基本是原生垃圾的填埋，焚烧热值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我们出了很多技术，但是总体来看这些技术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徐文龙指出，由于我国固体废物处理设施体系不完善，工业垃圾和危险废物也大量混入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增加了处理难度，而小城市生活垃圾中灰土含量较高也导致焚烧技术在小城市的发展受到制约。
另外，无害化处理水平也是我国垃圾处理行业的短板之一。
在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发电厂都建设在市中心，执行严格的环保标准，同时降低运输成本也便于热能的充分利用。但我国由于对焚烧污染控制技术和焚烧厂运营的信心不足，对垃圾焚烧厂的选址进行了严格限制。
即使如此，近几年来，随着公民环境意识的觉醒，我国居民和垃圾处理场（厂）之间的斗争屡见不鲜，一些冲突事件造成了全国性的负面影响，垃圾处理场（厂）选址越来越难。对于这一点，徐文龙深有体会：“本来今天我就要去开一个选址的会，结果不小心泄露了消息，这个会就开不成了。”他笑称，“我们这行的工作有时候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实际上，卫生填埋场选址在世界各国都是难题，欧美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生过“垃圾危机”，当时，美国121座计划建设的焚烧发电厂项目由于公众的强烈反对被迫取消。如今，日本东京和新加坡已经将卫生填埋场设置在海上，纽约更是将垃圾装船运往800公里以外的填埋场处理。不过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共识的一个理念就是：尽可能减少垃圾填埋量，尤其是有机可降解垃圾填埋量，从而延长填埋场使用年限，而在我国认识到这一点的城市还较少。
另一方面，随着污染物排放标准日益严格，卫生填埋场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不断增加。2008年出台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被徐文龙称为世界上最严厉的标准，他表示，若所有的项目都按照这个标准执行，我国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压力将会大大增加。
徐文龙建议，我国的填埋标准需要多元化。他说：“我国的卫生填埋场设计和建设模式相对单一，对我国地区之间的差异考虑不足，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实则很难用一个标准衡量或者要求。比如新疆地区地下水比较贫瘠，在建设卫生填埋场时还要严格按照标准铺多层防渗膜，造成成本浪费。”
防止过度产业化 政府不能失位
2004年成都市垃圾处理补贴费为71元/吨，2007年的青岛市为61元 /吨，2008年2月成都市垃圾处理补贴费降到了50元/吨，到2008年6月，海口市的垃圾处理补贴费已到了48元/吨。如今，恶性竞争导致的价格下降趋势，成为当前市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张进锋指出，这些现象表面是恶性竞争，实质是缺乏规制下的市场失灵。
一位参会人员向《科学时报》记者指出，生活垃圾填埋场60元左右的处理费处于入不敷出的边缘，偏低的垃圾处理费造成垃圾处理无法达到较高的无害化处理标准。
张进锋则进一步指出，标准日益提高和市场价格日益下降之间的矛盾是否会迫使投资人像“三鹿奶粉”一样掺假？
对于这种现象，徐文龙表示，牺牲质量和环保要求的低价恶性竞争，最终后果的承担者还是政府。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强调产业化并不是市场化。他表示，垃圾处理行业引入市场机制之后发展很快，但整个行业的产业化基础很薄弱；市场机制虽然走得很快，但是制度性很差。
政府究竟应该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成为本次论坛热议的一个话题。徐文龙认为：“我国垃圾处理市场化的进程较快，甚至可以说现在中国垃圾处理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我认为，垃圾处理要进行适度产业化、防止过度产业化，这其中政府不能失位，要思考政府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向社会。”
说起政府监管，徐文龙首先谈到了我国固体废物处理多头管理的局面。“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固体废物管理都是由某一环保部门统一管理，而我国情况比较特殊，各个部门分别主管一部分，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固体废弃物被多个部门交叉管理，总体管理效率较低。”
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垃圾处理推向市场就不用政府管了，因此造成了很多特许经营监管缺失的情况。例如，我国目前的垃圾焚烧厂中飞灰处理存在很大漏洞，大部分飞灰都处于无序处理状态。
我国曾有一批小规模的国产链条炉垃圾焚烧炉在中小城市应用。徐文龙指出，随着我国焚烧标准日益严格，小规模焚烧厂的单位投资和运营费用偏高，一旦垃圾处理费用得不到保障，影响运营过程中出于节省费用的考虑，造成垃圾处理质量不高，同时造成二次污染，尤其是在监管不严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他表示，在不具有特许经营条件的地区，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投入。
“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就是对风险估计不足。”徐文龙表示，BOT（建设—经营—转让）作为特许经营的方式，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他说：“目前我们国家垃圾处理市场还在发展之中，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存在鱼龙混杂的局面。面对众多技术，政府在技术选择上不能一概而论，选择失误会造成社会的负面影响。如堆肥处理适合一些适度规模分类以后的可降解垃圾，如果对我们国内混合垃圾直接堆肥则存在一定风险。另外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垃圾处理技术，没有成功案例的支持，也活跃在我们垃圾处理技术市场上寻找商机，风险也非常大。”
徐文龙建议，应建立行业监管机制，组建一个完善省级的联网和全国联网的垃圾处理厂在线监测系统，积极开展市场化运作垃圾处理设施的评价体系。另外，徐文龙指出，监管应由第三方进行，而我国目前的监管只是由投资主管部门作一些日常管理，各方面工作很难做到科学化。
参加论坛的业内人士还表示，科技力量薄弱也已成为制约我国垃圾处理行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据悉，我国在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压力通过国债资金支持、项目社会融资等有所缓解，但是在垃圾处理技术研究和垃圾管理体系研究方面的科研经费相当缺乏，尤其是地方环卫科技力量不足。在卫生填埋技术方面，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垃圾填埋场快速稳定化以及老垃圾填埋场附近的土壤修复方面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另外，我国许多地方垃圾处理基础数据和资料相当缺乏，统计口径不一致等情况较为普遍，导致数据误差较大、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对等，给我国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决策和规划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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