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产业勃兴待解的四个结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的话被重复了无数次，却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下的中国：当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30年来成果的同时，也在承受经济增长透支资源环境的代价；当金融危机把人们带进绝望的冬天时，绿色产业的兴起又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日前由搜狐绿色频道主办的“绿色产业的勃兴与使命”论坛上，改革开放30年的背景、金融危机的现实触动，更加凸显出论坛主题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然而，在众多专家呼唤“绿色产业”时代到来的同时，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一个个纠缠的结亟待解开。
经济发展的“四个不可持续”
“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使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它传递出三点信息：第一，现有的发展模式不可再持续；第二，目前的生产方式不可再持续；第三，支撑现代工业发展的能源基础也不可能再持续，再加上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目前大家都在寄予希望的消费的增长，也不可持续。”
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副主任贾峰的“四个不可持续”，在此次论坛上引起了强烈共鸣。基于此，他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业文明的大幕已经落下，生态文明即将到来。”
“这次经济危机我觉得恰恰是应该重振绿色经济的一个机遇。”北京大学自然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吕植说，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美国透支消费的模式，而这在“有限地球时代”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她对近期出台的4万亿元振兴经济投资计划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的鼓励消费”这种方式并不可取。她建议，经济发展应该核算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和治理环境花费的成本。
4万亿元投资也将引发对新一轮资源浪费的担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周宏春认为是“可以避免的”。他说，国家在规划投资的时候已经明确提出了要求，反对和禁止新上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的项目。同时，国家在政策调整特别是退税政策调整上，基本上没有包括“两高一资”项目产品。但他同时承认，投资拉动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并不可能完全避免。
周宏春表示，金融危机反映了美国过度消费的弊端，这警示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实际上对于转变生产方式也有迫切的需求。
贾峰表示，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30年，这一过程相当于发达国家100年～200年所走过的工业化的道路，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近200年工业化过程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则浓缩、压缩、集中地爆发在短短 30年时间里，“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贾峰认为，通过开发可再生能源这样一些清洁的、低碳的、可持续的、能够引领人类未来走向22世纪的能源方式，将帮助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在2007年，中国成为全球风能发电增长最快的市场。目前，中国的新能源利用技术和环保产业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全球经济低迷和产业流动资金减缓的良机，不仅走出去并购高端的可再生能源的制造业，同时也可以购买其核心技术和研发机构。”
生态保护如何“可盈利”
说到生态保护，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公益事业，需要国家投入。但吕植提出，生态产业同样是可以盈利并且可以持续发展的事业，关键在于引入市场机制。
“这一观点最基本的立足点是生态是有价值的，而且有可能将其转化为价格，实现良性的流转。”吕植解释说，“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使房地产开发增值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算一笔大的经济账，人们保护生态的投入比生态本身的价值要少得多，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来说，都是挺划算的一件事。”
贾峰对此表示认同，地球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每年提供近10万亿美元的生态服务功能，像淡水、森林、土壤的生长能力，水体中的渔业资源等，这些都是无偿的，但根据有关评估报告，地球生态系统付出的代价则是其服务功能的60%已经退化，或者被人类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应用。“这样的生态价值并未体现在现有的经济计算方式内。”
吕植表示，现在国际上碳贸易已经发展成熟，下一步如果能够将森林等地球生态系统的碳汇纳入这种贸易机制，生态保护的价值就能在市场机制中体现出来，进而可以转变成为一个可以盈利的事业。“虽然这还确实是一个遥远的事情，但端倪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尤其是随着资源环境紧缺局面的加剧，生态保护的市场化潜力就会越来越大。”
可再生能源立法应管制与鼓励并重
公民权益意识的兴起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大成就。贾峰表示，在环境领域，公民的环境权益意识正在觉醒。人们已经认识到环境立法在环保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政府也把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基本的职能，并通过立法、政策手段解决环境问题，这说明社会已经在支撑绿色产业发展的立法问题上具有广泛的民意共识。
他同时认为，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应考虑实施的可能性，不仅要发挥法律的强制力，还要有对于自愿、自发投入绿色产业或者从事这种经营的单位一定的经济上的鼓励措施。这样，才能让从事绿色产业开发的企业具有道德上的至高主义，同时又有经济上的收益。
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近来有喜有忧。喜的是企业刚刚获得一笔1亿美元的风投资金，可以从容不迫地“过冬”了；忧的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在法律、政策支持方面进展不尽如人意。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参与推动了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过程，从2003年第一次提案、2005年通过，到2006年1月1日实施，一直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其实这个法还没有真正落地。”黄鸣的语气中透出焦虑与无奈。
“我有点嫉妒传统能源，国家对它们的支持动辄就是几千亿元、几万亿元，为什么在太阳能、可再生能源方面这么吝啬呢？”黄鸣表示，可再生能源企业在设备、标准、技术改造、产业监督、产业体系建设、国家实验室等方面的建设亟须国家给予推动。
绿色产业发展需公众广泛参与
贾峰在论坛演讲中表示，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是人类思考自身今天乃至未来发展方向、修正价值体系以及发展模式的一个最佳时机。
但问题在于，发展绿色产业，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显然，这不仅仅是政策、技术、资金等一类问题，在根本上它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自身的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周宏春表示，大家都知道绿色产业是朝阳产业，但这是对企业主体而言的。太阳能、风能、垃圾处理、水处理这些产业，未来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得到大发展，但是谁来为这些产业发展付出成本？他认为，这需要大家来付出。因为发展环境产业的投入需要将环境的成本内在化，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中，也就是说人们要为买绿色产品多付出一些，所以这个产业的发展需要大家的投入和参与。
然而，现实却是矛盾的。根据中国环境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对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结果，90%的人都希望环境变得更好，但是希望为环境保护付出劳动、投入时间、增加资金的人仅有20%左右。
周宏春认为，除了政府引导、公众参与，更主要的是企业本身的发展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让绿色产品能为公众所接受，这个产业才会真正发展起来，才会改善环境、减少污染排放。
贾峰表示，废旧家电的有偿回收和循环利用在北京市民当中得到的响应还很少，但在北京空气质量的改善方面，尤其是奥运会期间达到了绿色奥运的承诺，北京市民达成共识的力量和取得的成就已经为世人瞩目。“当大家动员起来，形成一个合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环境得到改善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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