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确定碳减排目标意义几何?
就在全球瞩目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日益临近之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1月25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
中国政府随后宣布，温家宝总理将出席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在事关人类福祉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自愿、自主提出雄心勃勃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并采取有力行动和措施加以落实，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积极负责的态度。世界舆论对此表示赞赏，认为中国有关削减碳强度以及温家宝总理将出席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声明将极大推动全球气候对话进程，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注入了积极动力。
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碳减排目标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将引发中国经济、产业、科技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等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
专家同时强调，中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是中国根据国际减排形势和具体国情而采取的自愿、自主的行动，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绝不能转化成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强制减排义务和减排指标。
国际舆论赞中国碳减排目标“非常鼓舞士气”
国际舆论对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宣布碳减排目标纷纷表示赞赏。
据新华社综合消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言人约翰·海在提到中国的减排行动目标和奥巴马参会时说，这非常鼓舞士气。中国坚定的排放承诺将有助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达成一项协议。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称，这是中国实行坚定的气候变化政策以减缓近几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的最新证明，它很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
美联社指出，中国宣布的行动目标并不意味着将在2020年之前削减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际上，考虑到未来10年中国经济预计将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也会增加，但速度会放缓。
美国《洛杉矶时报》指出，在美国宣布奥巴马将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并公布临时减排目标后，中国也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双方的联合行动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意义深远的减排协议带来了一丝乐观的希望。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项目负责人吉姆·卡斯滕森表示，中国现在宣布2020年前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是个极受欢迎的消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其经济成长与减排并重，对能否实现全球变暖低于2℃至关重要。
一些国际环保组织也对中国政府这一决定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特别是在历史性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即将开启之际，这样的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美国减排承诺过低或阻碍气候谈判
而与此同时，就在中国宣布碳减排目标的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也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这一目标与气候科学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非常无力。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徐华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虽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还是远远不够，不仅离国际社会要求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比1990年减少25％~40％差距较大，离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至少比1990年减少40％以上的要求更远，而且还低于其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下的减排指标。
徐华清说:“美国还应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有实质性的承诺并采取切实行动。”
目前，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以及印尼都已经先后发布了各自的积极的碳减排目标，这些都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压力。作为对全球变暖承担最大责任的国家，美国政府需要拿出更为积极的态度来促成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教授预测，美国作出进一步减排承诺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出现全世界向美国妥协的局面。”
我国宣布碳减排量化指标将引发深刻变革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徐华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宣布的碳减排目标意义有三:
一是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要求，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二是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中国各级政府在控制温室气体方面的责任，因为这个行动目标是一个国内约束性指标，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
三是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积极负责任的态度。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实现行动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教授对记者表示，中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将引发中国经济、产业、科技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
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碳减排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邹骥说，这表明我国正式将二氧化碳的减排纳入管理体系，并提出具体的量化减排指标，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不是说说就完了，要动真格的，要花钱，搞技术，定指标。”
这对中国的各级政府、企业、消费者等都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中国的经济、产业、科技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都将发生一场以低碳为特色的、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深刻革命。
比如说，电厂脱碳必然导致成本上升，那么，是以征收碳税还是涨价的形式来体现成本固然需要研究，但毫无疑问，在碳减排指标约束下，在低碳经济发展趋势下，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得实实在在地采取行动顺应低碳趋势，各级政府、企业有钱的出钱，有技术的出技术，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观念要改变，比如原来开 SUV的，要改开小排量车，甚至变身“弃车族”；比如建筑要有强制节能制度；比如对高碳产品征收碳税，实行碳标签制度，达不到要求的不准进入市场。
“这些变化，都将是一场在各领域影响深远的革命性变化，”邹骥说，“这与我国政府推动科学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转变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
邹骥教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负责人。项目主要目的之一是根据经济学模型和不同的情景构想研究，分析中国实现碳减排30％和50％目标所需要的增量成本，也就是经济代价。
结果显示，如果将中国的碳减排目标设定为30％，那么只要把现在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现有的技术都坚持下去，不多做也不少做就可以实现；但如果设定为50％，则额外增量成本每年约需800亿美元左右，占中国GDP的1％上下。
“现在中国确定的目标是40％~45％，从经济和技术可行性分析，以占GDP1％左右的代价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紧紧裤腰带还是做得到的，是踮起脚够得着的。”邹骥说。
“研究表明，我们需要由60多种关键骨干技术组成的技术体系来支撑节能减排，包括能源生产、供给、使用的技术。而这60多种技术里面有40多种我们是不掌握核心技术的，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发达国家的转让，”邹骥提醒说。
须警惕自主目标被转化为国际强制减排指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专家同时强调，中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是中国根据国际减排形势和具体国情而采取的自愿、自主的行动，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绝不能转化成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强制减排义务和减排指标。
邹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农民喝不上干净的水、用不上抽水马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远未完成，在未来几十年，温室气体排放绝对量还得增长。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因此，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我们争取基本的生存排放、发展排放的正当权利绝不能放弃。
“绝不能混淆排放权和减排承诺，更不能将我们自主确定的减排目标转化成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强制减排义务和减排指标。这是不可逾越、不可触碰的底线。
“国内也有一些人附和部分国际学者要求中国在2015年、2020年以前达到排放峰值的观点，但我们认为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支持这样的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不能苟同。”邹骥进一步强调。
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对记者表示，中国的碳减排目标是出于对全人类和全球环境保护负责的态度、出于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提出的，绝不是法定义务，也绝不是来源于国际法律责任。这一点必须明确。
“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造成的，其国际法律责任主体是发达国家，这是国际法律体系早已经明确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暖的受害者，因此，发达国家有责任、有义务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减缓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翟勇说。
至于发展中国家何时承担强制减排责任，邹骥强调，只有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后才有资格谈强制减排。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