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重启“垃圾分类”面临哪些问题？
8月2日，深圳市城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厨余垃圾分类进入实质性阶段，全市500个垃圾减量分类示范单位正式启动。而早在2000年6月，建设部就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因种种原因，试点多以失败而告终，过去10年，对包括深圳在内的8个试点城市来说，是失去的10年。”市人大代表杨勤告诉记者，在失去的10年里，与内地几乎同时起步的台湾和香港，却在城市垃圾分类上搞得风生水起,“深圳重启垃圾分类，必须以失去的10年为镜，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找出失败原因，并勇于纠正，才可避免在同一道坎上再次跌跤。”
前10年垃圾分类试点未成功探源
一个环保义工的出走
汽车沿着红荔路西行，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市义工联环保组长黄幸达，指着路边的垃圾箱说：“你看，前些年搞垃圾分类时装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双垃圾桶，现在都变成单桶了，福田区垃圾分类又回到起点了。”
在黄幸达的记忆中，2000年6月，建设部确定深圳等全国8个城市为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后，2003年10月，国家出台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根据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志，生活垃圾被重新划分为三类，分别是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深圳启动了垃圾分类试点。
2001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义工联环保组与东门天虹商场联合举办了第一场垃圾分类大型宣传活动，此后共进入208个社区进行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近600场。2004年4月至9月进入四季花城和莲花北两个社区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当时的感觉是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不了解，不知从何着手;小区也没有分类设施。”他说，“后来好不容易联络有关方面把设施搞好了，居民把垃圾分类了，环卫工人收集时又把垃圾倒在一起，引起居民反感。”
“各类民间环保组织对介入垃圾分类热情很高，但感觉政府职能部门对此反应漠然，在宣传、投入、相应支持等方面都不到位，使环保组织的活动难以为继。”曾在2007年深入彩田、莲花北等社区进行垃圾分类活动的环保组织“绿色珠江”创始人王华礼告诉晶报记者，在深圳前10多年的垃圾分类试点活动中，相关部门虎头蛇尾，没有真正行动起来，所以也不可能重视民间组织的力量，“职能部门不重视，环保组织行动起来单枪匹马，步履维艰。”
宋治良，市义工联环保组义工，2000年从老家山西来深，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曾获2007年度南粤十大环保卫士称号。“2009年4月，我去莲花北附近的一个社区联系垃圾分类的事，物管处说要环保、环卫等部门的证明，跑去开证明，说让我自己解决，没人理。”宋治良说，“后来好不容易找关系跟物管处说通了，但又说搞分类增加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量，要我个人给环卫工补钱，你说这叫啥道理，最后只好放弃。”
2010年3月，宋治良根据个人多年实践和调研，撰写了一份《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示范方案》。“我拿着方案去找环保部门，希望他们协调各社区按我的方案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但没人理睬。”宋治良说，又去找城管部门和义工联协调也遭了冷脸，他就直接跑到几个社区去跟管理处推销自己的方案，但管理处都说，按你的方案要增加清洁工的工作量，只要你给清洁工发补贴，就按你的方案办。后来，他又设计了一种垃圾分类桶，去找深圳垃圾桶的生产厂家，希望能给他制作一个样品进行展示推广，结果没一家愿意。
2011年，心灰意冷的宋治良离开深圳，返回山西老家，在太原开了一家小饮食店，在店外按自己的构想，搞起来垃圾分类回收箱，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也许宋治良设计的垃圾分类处理方案及理念不尽科学，但从他遭到冷遇的侧面，可以看到深圳相关职能部门在垃圾分类上，对民间组织的漠视。”“绿色珠江”创始人王华礼说，而在国外，民间组织常常是推行垃圾分类的主力。
末端环节缺失的背后
作为深圳市最大的居民小区之一，梅林一村从1998年第一期入伙以后，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管理，投资148万元建成全市首个垃圾分选站。但很快遭遇到两大瓶颈，一是垃圾分类后，收集后又混合处理，影响居民积极性;二是垃圾处理硬件设施建设资金短缺。
“垃圾分类后又混合处理，反映了深圳在垃圾末端处理上的缺失。”市人大代表杨勤告诉晶报记者，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对垃圾末端处置就是简易的堆放和填埋，没有建立完整的系统化处置体系，深圳也不例外。相关信息显示，截至目前，深圳的垃圾处理还是60%靠填埋。如果末端处置是简单填埋，市民垃圾分类做得再完美，每当看到垃圾车将不同垃圾桶的垃圾倒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没兴趣再搞下去。
“很显然，10年前的深圳垃圾分类试点只是一场‘秀’，找几个社区试点，摆几个垃圾桶，但最重要的末端处理环节根本没行动，注定了搞不下去。”杨勤说，垃圾分类包括分类收集、垃圾分拣、分类利用和分类处置等多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败，而末端处置的方式和水平是决定性的。而末端处理需要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比如有害垃圾的处理设备、焚烧厂、再生资源处理等，都需要大笔资金投入，事实证明深圳当时在这方面根本没动作。还有社区的一些基础设备，比如梅林一村需要的垃圾转运电瓶车改装、垃圾中转站技术升级等所需资金，都是物业处无法承受的，必须由政府埋单。
“万科物业在深圳最早推行社区有害垃圾收集，但由于相关企业处理有害垃圾成本较高，而政府的补贴又不到位，企业根本不愿来收集有害垃圾，使万科物业陷入尴尬境地，有许多小区进行废旧电池收集，也遭遇类似情况。”杨勤说，“据我所知，还有一些企业，打着环保的名号，从政府套取补贴，一旦钱到手，根本不从事环保事项，而是用作他途。”
市人大内司委委员吴立民则认为，前10多年垃圾分类试点的失败，关键一个因素是多头管理，因其涉及到市区两级政府及宣传、教育、发改、人居委、科工信贸、城管、财委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人人有责的结果是人人都不负责，最终使当年的分类试点流于形式。
“从全方位看，垃圾分类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监督体系、奖惩体系及政策法规体系等软件，还有垃圾分类源头、中端转运和末端处理的各种设施等硬件，用这些元素去审视过去10多年垃圾分类试点情况，就不难明白我们为什么失去了10年的大好时光。”杨勤感叹，在内地及深圳失去的10年里，与大陆几乎同时起步的台湾和香港，却在城市垃圾分类上搞得风生水起，远远走在我们前边，发人深思。“现在深圳重启垃圾分类，要想不走或少走弯路，无妨每天都照照‘失去的10年’这面镜子。”
深圳如何真正实现垃圾分类?
发挥民间组织力量
据了解，在大陆垃圾分类失去的10年里，台湾在这方面的工作却有声有色。
“台湾是在民间组织的推动下搞上去的。”王华礼告诉晶报记者，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地区的佛教慈善团体慈济基金，首先倡导并推进垃圾分类，后来主妇联盟等其他民间团体纷纷加入。到了2000年左右，台湾地方政府看到民间组织把垃圾分类搞得有声有色，就开始介入，一是向民间组织提供一定的经费补贴(相当于我们的购买服务)，另一方面是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配套。
慈济基金深圳分会负责人叶碧峰师姐(该组织负责人一律以师兄师姐相称)，向晶报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90年8月23日夜，慈济基金创始人证严法师在台中一夜市附近为当地民众演讲，夜市收摊后街上留下大量垃圾。演讲精彩处，见大家用双手热烈鼓掌，证严法师便说：“请大家把鼓掌的双手，用在捡垃圾、扫街道、做资源回收，让我们这片土地变成净土;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在场的人便纷纷动手，把夜市垃圾捡得干干净净。会场有一位女孩杨顺苓，因受法师的感召，在会后一个月，到处捡拾资源回收物，并将资源变卖所得善款以“慈济人”的名义捐出。“用鼓掌的双手搞环保”成为台湾流行语，而那个夜晚，则被视为慈济环保事业的开端。
叶师姐介绍，后来政府介入垃圾分类后，就是按照慈济的做法，制定了垃圾分类的实施办法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比如，我们将垃圾分装成多少个袋子，政府派来的收集运送车辆上，也就挂上了多少袋子。
2007年12月，王华礼等12位大陆民间环保人士，受邀赴台考察垃圾分类。“我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台湾地区垃圾分类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政府很好地借助、鼓励和发挥了民间组织的力量。”王华礼介绍，以慈济基金为例，其在全台建立了5200多家环保站，环保站的首要功能是垃圾的回收、分类与循环利用。“如我们参观的八德环保站，旧货超市每个月的收入达到100万台币。”利用资源回收赚来的钱，慈济创办了“大爱电视台”，在国际国内进行赈灾，汶川大地震后，慈济除了捐款捐物，还在什邡修建了几所学校，最近还在灾区建起了一座可回收资源处理厂。环保站的第二大功能是环保教育，除了持久性深入社区、学校宣传垃圾分类外，还发动社区家庭主妇、退休人员投身环保事业。目前慈济的环保志工达到8万人，涉及各个层次。白天在环保站的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而在“夜晚环保”的时间，主力则是下班后的中青年，主要从事装卸车、开卡车等比较繁重的工作。
王华礼介绍，台湾地区最值得我们借鉴的，还是其理念——“环保精致化，清净在源头”，“垃圾不落地”。比如慈济，把垃圾分得很细，约有10大类，叫做“瓶(塑料瓶)瓶(玻璃瓶)罐(铝罐)罐(铁罐)纸(废纸)电(电池)一(旧衣服)三(家电、电脑、通讯器材)五(五金)七(其他)。“举个例子，我们许多人常常将各种饮料、饮水(塑料)瓶，与剩饭剩菜放在一个袋子里丢到垃圾箱，这样，本来可回收处理的瓶子就因污染而无法回收利用了。反过来，你将这些瓶子从一开始就单独放在一个袋子，使它保持清洁，那么其就可以直接进行再生加工利用。”王华礼告诉记者，美国和日本的回收塑料瓶大多卖给了中国，就是因为人家在源头上处理干净了，反过来我们每天产生的不计其数的塑料瓶，却因为源头污染而无法回收处理。
“搞好垃圾分类源头处理，通过回收和再生利用，可以使垃圾总量减少60%以上。”王华礼告诉记者，“台湾地区在各处修建垃圾焚烧炉时，曾遭到居民强烈反对，但由于源头净化搞得好，垃圾总量大幅减少，焚烧炉吃不饱，只好把以前填埋的垃圾挖出来焚烧，现在已几乎再无垃圾可烧了。”
在8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吴学龙表示，本次垃圾分类，将注意借鉴一些外来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比如台北的“垃圾不落地”政策，不仅在楼层取消了垃圾桶，甚至连小区、街巷里都不见垃圾桶的影子。政府部门要求居民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提着垃圾袋等候垃圾车，不仅减少了垃圾分类的成本投入，也降低人工等费用，值得深圳借鉴。
垃圾分类需从娃娃抓起
采访中，一位环卫处专家感叹，深圳推行垃圾分类的一大障碍是民众素质低，推行困难。王华礼则认为，这种说法反映了职能部门“想一口吃个胖子的浮躁心态”，日本、美欧等发达国家推进垃圾分类都用了数十年时间，我们也别想一步登天。“引导市民接受垃圾分类，靠政府发文件，靠媒体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报道，都是短期行为。长期而有效的办法，应是鼓励民间组织像慈济那样扎根社区，不仅自己宣传和从事垃圾分类，也要引导居民加入，如果垃圾分类成为社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成功就离我们不远了。”王华礼表示，深圳不少民间环保组织都有投身垃圾分类的强烈愿望，但又不具备慈济那样强大的组织和资金自理功能，所以必须有政府的经费扶持。
“就如同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一样，垃圾分类也需要从娃娃抓起，但现实情况是，多数学校在升学率和提高成绩的压力下，把环保宣传当成应景和做秀，并不愿真正投入精力。”王华礼说，“绿色珠江”和其他环保组织多次想深入学校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多被学校以教务繁忙婉拒。“我觉得这点是政府下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王华礼认为，深圳重启垃圾分类必须在理念上有质的提升。“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将垃圾分类视为环保行为，而应与城市文明建设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联系起来，如果一个城市能做到大家都不乱丢垃圾，那么其文明素养必将提升到一个可喜的高度。”王华礼说，还有在源头净化上，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宽些，比如一个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光大学生浪费的粮食，就可以养活1000万人口，这是什么概念，好多小国都还没有1000万人口呢。“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垃圾分类的源头净化处理，提前到节约粮食减少浪费的阶段?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节约一粒米做起，那我们的餐厨垃圾该减量多少呢?”
慈济基金深圳分会负责人叶碧峰师姐告诉记者，佛教教义中的戒，就是让人养成好习惯的意思。“我们引导民众进行垃圾分类，其实就是要民众养成环保的好习惯，养成好习惯可不是三天两天的事，不能急，要有平常心。”叶师姐说，如果我们能够引导民众把从事环保和垃圾分类当成一种修行，可能效果会更好些。“慈济深圳现在正在几个社区进行垃圾分类试点，但愿有一天，大家都能把垃圾分类当成个人修行。”
呼唤出台强制性法规
日前，记者随市义工联环保组组长黄幸达来到西丽塘朗雅苑社区。据黄幸达介绍，这里是深圳重启垃圾分类的试点之一，也是义工联环保组垃圾分类试点活动区。在小区居民楼下，摆放着“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字样的4个垃圾桶，颜色各不相同。小区内到处可见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宣传内容。
承担本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华力成环保公司总经理林泽瀚介绍，公司定位为“城市生活垃圾高效处理运营商”，从去年4月起承担该小区垃圾分类试点任务，预计推广营运时间为3年。记者在小区地下车库看到，这里分别安装着一台干垃圾处理设备和一台湿垃圾处理设备，小区的可回收垃圾不用出楼，在两台设备上就可变为颗粒状有机肥，现场闻不到明显垃圾余味。不过林泽瀚告诉记者，这种垃圾处理的方式成本较高，一年多来公司都在亏本营运，政府的相关补贴尚在商谈，还没到位，他很焦心。
“塘朗雅苑垃圾分类的补贴问题，说到底是个利益平衡的问题。”市人大代表杨勤表示，垃圾分类牵扯着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比如上游的可回收垃圾处理利益分配，末端处理上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焚烧发电等等，“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尽量做到各个环节利益的平衡，比如一些企业实实在在为垃圾分类做事，那该补贴的一定不能少，且要及时，避免挫伤积极性，另一方面，必须严防那些假垃圾分类之名套取政府补贴的企业，不让纳税人的钱白白流失。”
记者了解到，市城管局在去年5月就启动了垃圾分类前期准备工作，在金色家园、塘朗雅苑、金湖酒楼等三个单位试水厨余垃圾分类，今年对国内外的城市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了系统调研，明年还将开展相关立法。
杨勤认为，立法涉及到奖与惩的问题，在全社会都还未养成垃圾分类习惯的情况下，应加强相关法规的强制性和处罚力度，可以对相关情况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在加拿大、美国、我国台湾地区，都对垃圾分类制定了较严的处罚制度，比如台湾地区，不分类的，在收运时是拒收的，甚至要被处罚1200元到6000元新台币。”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强垃圾分类末端处理能力，城管部门将增建罗湖、福田、宝安、龙岗、坪山新区、城市生物质综合利用等6座餐厨垃圾处理厂，力争2014年12月底前投入运营。
但王华礼认为，增强垃圾分类末端处理设施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需注意二次污染给环境和市民健康带来危害，所以相关设计及设备应该高端。杨勤表示，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平湖垃圾焚烧发电厂，距辅城坳社区只有300多米，据当地反应，从2005年垃圾焚烧场投产以来，全社区33人因患癌症而亡，6年当兵体检无一合格。“增建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必须避免类似畏城坳社区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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