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级的“毒地”的修复生意
2月24日，北京律师董正伟收到了环保部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对于他请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的申请，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2006年7月18日，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经费预算达10亿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6年多过去，这次调查的数据依然没有公布。
董正伟称，2013年1月30日，他通过在线提交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环保部提交了两份信息公开申请书。一份是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另一份是，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2月24日上午，他收到了环保部的公开答复函件，回复内容共22页。
董正伟说，环保部的答复是近几年来其申请20多个部委政府信息公开“一次性政府信息公开纸张内容较多的之一”。但环保部在发给董正伟的“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称，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环保部不予公开。
对环保部的“国家秘密”说，董正伟认为是环保部不敢公开。董正伟说，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问题，事关公共利益，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借口不公开，显然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旨精神。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土壤污染了不仅会对公众健康造成直接损害，它还可以通过食品、农作物种植以及地下水渗透对人体健康造成间接损害，土壤污染问题事关公众健康，公众应该有知情权。”
但是，马军也表示，土壤污染数据确实具有敏感性，他不否认，污染数据一旦全面公开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
这是一个一直遮遮掩掩的神秘行业，一个孕育千亿创富机会的行业。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工业企业外迁，遗留的高污染场地被重新开发成了住宅小区，土壤修复，这个潜伏于水面之下的新产业迅速迸发，与之相伴的则是草莽期各种无法预知的风险。
“挖土”挖到上市
“我们获得了F地块、X项目……”如果一家公司总经理这样跟你介绍公司过去一年的辉煌业绩，要么他是个故弄玄虚的骗子，要么他所在的公司可能从事的是土壤修复。
土壤修复对大众来说是个陌生概念，但中国一路高歌猛进的房地产业，却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从城市搬迁的化工厂、农药厂、钢铁厂等高污染场地被重新开发成了住宅小区，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大力宣传的楼盘名称，在对业主信息高度保密的土壤修复从业者口中，很可能正是那个神秘模糊的“F地块”。
土壤修复，这项表面看起来就是去建筑工地“挖土”的事情，正在当下中国迅速形成一门新产业。
据世界银行《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在开发的现状分析》报告，中国土壤污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大跃进”时期一些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建设。有些场地污染浓度已超过有关标准的数百倍甚至更高，污染深度甚至达到地下几十米。这些企业一旦搬迁，地块均要进行无害化处理。
与其他环保产业不同的是，由于土壤修复公司业务涉及的地块多位于城市中心区、居民居住区，这个新产业从诞生起就带有些许神秘色彩——从业者对场地污染数据往往讳莫如深，对施工地点也三缄其口。这个正在全国迅速扩张的新产业，就这样一直低调潜伏于水面之下。
直到2012年2月21日之前，这个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宣布了其创业板的上市计划，外界才得以探知这个一直遮遮掩掩的新产业，不仅项目已经遍布全国，如今已快要造就出一家上市公司。
押宝“毒地”
“如果按土壤修复仅占中国环保产业10%的比重粗略推算，‘十二五’期间土壤修复产业将是千亿规模的市场。”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说。在环境产业发达的国家，土壤修复产业占整个环保产业市场份额的比重往往高达30%～50%。
掘金者正在迅速集结。据中国环境修复网的统计数据，2011年一年就有二十多家新土壤修复公司在中国注册成立。
吸引掘金者纷至沓来的重要原因，是土壤修复项目往往体量巨大。据世界银行上述报告披露，2007年重庆市有15个场地开展了土壤污染评价，耗资两亿元人民币，到2009年，重庆市进行污染评价的土地达到45块，耗资8亿元人民币，这仅是土壤修复前期评价耗资。报告估计，清理修复重庆市目前的污染场地将需要20亿美元。
目前国内一个土壤修复项目最少也要几千万，项目平均规模一亿元左右，其中北京最大的一个修复项目耗资七亿多元，堪称土壤修复界的“地王”。由于尚处行业初期，土壤修复行业的利润率也相当可观。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成立了一只国家财力支持的1000亿美元“超级基金”用于全国污染土壤的修复，后因财力不支和冗长的法律诉讼让许多项目延期。
在美国从事了十多年土壤修复工作的伊世特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龚宇阳是美国上述过程的亲历者。尽管身在土壤修复行业，但2001年刚回国时龚曾是中国土壤修复的反对者。“如果政府埋单，当时中国并没有国力支撑。”龚宇阳说，启动这一市场需要慎重，中国可能花比美国更长的时间完成修复，有人预计将需要40年，现在仅是开始。
“现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很看好土壤修复。”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副总裁潘旻说。
产业发展超预期
4年前，北京市工商局并不同意“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名字，因为“环境类的公司没有叫‘修复’的”；4年之后，这家专业的环境修复公司已开始冲刺创业板。
“产业发展的速度超过预期。”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总经理高艳丽说。转折发生在2011年初，业内有名的“中国环境修复发展论坛”突然从“请不来人”变成了不得不拒绝一些人。
这源于土壤修复政策的逐渐明朗。2011年9月，《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通过专家论证；10月，《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正式出台；12月，国家“十二五”环保规划明确将污染土壤修复纳入国家规划层面……
与此同时，中国土壤修复行业的市场格局也初步形成：以北京建工修复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拿下了北京地区的主要大型项目；以杭州大地环保、北京高能时代为主的民营修复企业则分食长三角等地的中小型项目；而像英国ERM公司、荷兰DHV公司等有丰富土壤修复经验的外资公司，虽由于“行业污染数据敏感”被排除在主流市场之外，但也一直试图开拓市场。
2011年，国际工程咨询服务公司伊世特（ESD）收购了一家名为中环循环境技术中心的中资企业，以曲线进军中国市场。英国ERM环境资源管理集团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谢辉说，十年前外资工程公司就曾试图进军中国土壤修复领域，此后一些公司甚至在上海金茂大厦租下办公室，但后来都走了。
由于市场需求巨大，专业环境修复公司稀少，中国各地的环科院变成了另一支重要的市场力量。
“政府更信得过环科院，一些环科院不仅承担了前期的调查评估，甚至还在从事后期的工程承包，变成了环境修复公司，自己取样、自己分析、自己验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批评说。
不过，中国环科院一位从事土壤研究的教授坚称，现在并没有法律规定各地环科院不能从事哪些环节的工作，且“环科院的调查和验收是由不同部门进行的”。
“粗糙”的现实故事
很多土壤修复从业者都信奉这样一句话：一个污染场地如同一个黑匣子，在打开之前谁都不知道这个场地真实的污染情况，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资金修复。
尽管每个项目都耗资巨大，但却没有企业愿意公开其项目的成本构成。土壤修复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国内企业的报价如何，价格是否合理，就成为一个个令业内人士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有海外环境修复经历的人都会认为，现在中国的价格有点贵。”在英国从事了多年环境修复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说，“国外的项目价格没有中国那么吓人。”
目前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房地产建设的周期决定的。“房地产商选择土壤修复多出于无奈，经常让你措手不及，要求三个月就修复好。”杭州大地环保总经理张文辉说，这让土壤修复企业非常被动。
在“一天几十万元的银行利息”压力下，房地产开发商往往将土壤修复流程简化成两个程序：挖干净，拉走。
于是有些污染场地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运运动，“1米不行2米，4米不行6米，一直挖到流砂层，歇了——污染没挖干净，旁边的楼都要倒了。”上述工程师说，“转移并不等于修复，土壤修复企业需要流淌道德血液。”投资界另一位大佬、德丰杰龙脉基金创始合伙人陆景锴已关注土壤修复产业两年多，但至今仍未真正投资，“我们就是希望企业更有良心，更审慎地做这件事。”陆景锴说。
链 接
土壤修复商业模式
“先出让，再治理”模式：埋单者是开发商，其弊病在于没有条件约束开发商会将土壤修复资金挪作他用；
“先治理，再出让”模式：土地储备中心从搬迁企业收购土地，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修复治理，完成治理后再进入土地市场，土壤修复的埋单者变成地方政府。
目前土壤修复项目以政府埋单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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