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忧思录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今日中国显得尤为突出。
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难题，必须用发展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方面，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１３亿多国人产生的垃圾总量不断攀升，２０１２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１．７１亿吨；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环保维权意识的持续增强，新建垃圾处置设施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城市现有垃圾处理能力已接近饱和或超负荷。
垃圾围城，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现状的危急，更在于困局的难解。化解这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风险，需要基础设施投入，需要制度设计创新，更需要全体国人的自觉自醒。
现状：无处安放的垃圾
尽管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城市遭遇“垃圾围城”，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７５万亩；但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垃圾处理只是从自家厨房垃圾桶到楼下小区垃圾箱的距离，只要每天有人来收集垃圾，垃圾围城就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经过近两个月的全国性调研，新华社记者发现，垃圾围城问题的现实严重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是杭州唯一的大型垃圾填埋场所。１９９１年投入使用时标高为３０米，２０多年过后，占地１８４０亩的填埋场如今标高已达１０２米，而１６５米就是上限，预计使用寿命已不足６年。
“巍巍天子岭”式的局面，是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作为目前国内最为传统也最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填埋，即将遭遇无处可埋的困境。
位于北京东郊三区交界处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１９９７年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９８０吨，设计使用寿命１３年。然而直到今天，每天还有超过千吨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垃圾运到这里，再由专门的大型垃圾车缓缓地送上离地数十米高的垃圾山，实施填埋作业。
“超期使用３年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北神树垃圾填埋场第四任场长、北京环卫集团运营有限公司填埋事业部部长陈鹏说。由于新建垃圾处理设施的进度不如预期，导致这座原本计划在北京奥运会后就正式封土停用的垃圾填埋场不得不超期服役，为此甚至不得不把原先的绿化带都挖掉，以作为新的垃圾堆放地。
同样的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北京，日产垃圾１．８万吨；上海，日产垃圾１．９万吨；广州，日产垃圾１．８万吨——如此庞大的数量，足以让任何垃圾填埋场很快就成为垃圾山。杭州环卫部门有个形象描述：过去全城产生的垃圾需６年才能填满整个西湖，如今只需要３年。
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说，如果还是走填埋的老路，那么到２０１６年广州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将饱和，“３年以后，垃圾将无处可埋。”
记者调查发现，更隐性也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过去对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认识不到位，许多只是经过简单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填埋场，不仅成为让周边居民不敢开窗的臭气来源，更成为次生污染的发源地。
记者在南方某市一座垃圾填埋场附近看到：尽管有简单的垃圾渗滤液处理装置，但只要大雨来临，这些设施就形同虚设，雨水迅速混合着黑臭的污水冲向下游村庄。
周边的村民说，这些年来深受污染所害，曾经的鱼米之乡如今耕地绝收，种出来的香蕉是黑心的，稻米的米粒是黄色的，耕牛喝了河水以后纷纷死去，村里得呼吸道、肠胃疾病的比例明显增加，根本不敢让孩子们到河边嬉戏。
“垃圾围城绝对不是伪命题。”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陆月星说，“现阶段中国的垃圾围城，一方面体现在生活垃圾产生和管理的整个过程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体系，另一方面是指垃圾如果不经过无害化处理，就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困局：垃圾处置设施四处碰壁
这是一组令人尴尬的数据：当各级地方政府总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主要经济指标之时，与垃圾处理有关的目标却往往落空。
早在２００７年，杭州就曾提出到２０１１年主城区垃圾焚烧率达到５０％以上，但实际情况是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１年，主城区的垃圾焚烧处理率仅从３２．１９％提升到３５．８３％，一年提升的指数不到一个百分点。
在更早之前的２０００年，当时的建设部就曾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１３年过后大家发现，当年的试点如今还在试点，垃圾分类的进展步伐堪称“比蜗牛还慢”。
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置进展的缓慢，加剧了垃圾围城的紧张局面。北京现有垃圾处理设施的设计总处理能力约为日均１．０３万吨，每天缺口达８０００余吨。除了北神树，北京其他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也都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垃圾填埋会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处置周期长等各种问题，因此，当前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将垃圾处置的重点改为发展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
在广州，从２０１３年底到２０１４年上半年有五大垃圾焚烧项目密集开工，以实现到２０１７年原生垃圾“零填埋”目标。在上海，随着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和郊区一系列垃圾焚烧厂的运行投产，到“十二五”末垃圾无害化处理将由填埋为主转变为以焚烧为主。
减量化是垃圾焚烧厂最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书记郭团会告诉记者，在２００８年焚烧厂运营之前，每天这里要填３０００吨原生垃圾，而通过垃圾焚烧，这里每天只要填埋１００多吨焚烧过的炉渣。
减少垃圾渗滤液的二次污染，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各大城市纷纷选择垃圾焚烧的重要原因。
但各地发展垃圾焚烧的雄心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垃圾焚烧厂纷纷上马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争论、纠纷甚至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甚至演化成为群体性事件。
数年前曾规划兴建５个垃圾焚烧厂的北京，就因为阿苏卫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强烈抵制，至今只建成了一座垃圾焚烧厂。
在广州，尽管李坑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标准已达到欧盟水平，但驻厂的村民监督办公室副组长范燕芬和周围村民仍然不满意。“每晚１２点上百辆垃圾车排队进厂卸料时，老百姓根本不敢开窗。”
如果说居民抵制垃圾焚烧厂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二噁英，那么恶臭则是许多民众抵制另一种垃圾处置设施——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３年夏天，一则关于“上海垃圾处理厂臭气熏天，江苏群众屡次交涉无果”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受到抱怨的，正是采取堆肥发酵工艺、处理餐厨垃圾的国清垃圾厂。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新泾村村民王志艳说，村子离垃圾厂就一河之隔，虽没有如网文中所说“吃苍蝇拌饭”那么夸张，但碰到刮东南风或夏季高温时，味道确实特别大，令人作呕。
为了缓解周边居民的情绪，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监管下，国清垃圾厂已采取减量处理的整改措施，目前日处理垃圾由２０１２年的７００吨／天减少到４５９吨／天，同时还落实了６００多万元资金，从“水、气、渣”三方面进行整改。
一个个为解决民生后顾之忧而建的垃圾焚烧厂、垃圾生化处理厂，却在各地普遍遭遇尴尬。在建设资金逐渐充实、技术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人都离不开、但人人都不想要的“邻避效应”，已经成为破解当前垃圾围城困局的最大障碍。
出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每天下午５点，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街道古美三村的居民们都会走出家门，在社区志愿者的指导下，将过去一天积累的垃圾分为干湿两类，分别丢弃到两个垃圾桶中。
此后，古美三村的保洁员黄师傅就会对干湿分开的生活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将纸板、金属、玻璃、塑料袋、废旧电池等从干垃圾中拣出，将饭盒、塑料餐具等从湿垃圾中拣出。每天经黄师傅二次分拣后的干湿垃圾大约能装下１０到１２大桶，环卫公司将给予每桶５到８元的奖励。
经过二次分拣的垃圾，由环卫公司的电瓶车上门进行分类收集，中转后分别转往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活处理厂实现末端处置。
古美街道办事处主任徐知告诉记者，尽管推进相当艰难，但以“二次分拣”为特色的垃圾分类“古美模式”还是取得了明显实效：人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量连续两年下降，目前已减少到０．５２公斤／天，低于上海全市０．７４公斤／天的平均水平。仅去年一年因垃圾减量而节约的垃圾清运成本就达到１１３万元，为今后持续的资金投入创造了条件。
古美的试点，只是全社会向垃圾围城宣战的一个缩影。全社会各界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破解垃圾围城困局的出路。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政府责无旁贷。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向垃圾处置，要以更严谨的态度和更负责任的决策来制定垃圾处理政策法规、布局垃圾处置设施，更要求政府以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负责的态度，铁腕治理垃圾处理问题，把相关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企业要更加有所作为。“循环经济上市第一股”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介绍说，一块手机电池，可污染５吨水体或者０．５平方米土壤，而其含有的锂属于稀有金属。手机电路板更有千分之三的黄金，含量远超一般的金矿。“资源有限、循环无限，只有充分开采垃圾这座‘城市矿山’，才能点亮美丽中国”。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也需要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和参与。网名“巴索风云”的罗建明由过去的环保公益事业热心者转为专职的“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总干事。日前这家ＮＧＯ给广州３０多个政府部门发函了解该单位的垃圾分类情况，得到了包括市公安局在内的９家单位回复。“环保公益组织，一方面要教育民众，另一方面要协助和监督政府。”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最终需要的是全民参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局长曹亚中告诉记者一个调查结果，在垃圾分类方面，退休老年人做得比青年白领要好，老旧小区做得要比高档小区好。“这说明，垃圾分类与居民文化程度、收入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关键还是意识是否到位。”
在拥有１３亿人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在城镇化率已过５０％并还将继续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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