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安全：过滤更需“过虑”
近日，据媒体报道，继《大气污染防治法》之后，《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已纳入全国人大的修法日程。“全国4778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59.6%的水质较差甚至极差。全国9个重要海湾中，7个水质差或极差。”环保部副部长翟青介绍说。
而此前由华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共同完成的一篇论文更是指出，已有约68种抗生素在中国地表水环境中被检出。
作为新型有机污染物的一类，药物和个人护理品(PPCPs)包括各种处方药、非处方药(如抗生素、消炎药、镇静剂及显影剂)、化妆品等物质。作为舆论主角，PPCPs究竟来自何处?会对生态乃至人体造成多大影响?又该怎样处理和监测?
源头始自滥用
长期从事新型有机污染物研究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黄俊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现在我们的仪器越来越灵敏，检出限也越来越低，因此检出抗生素并不奇怪。
“地表水含PPCPs的问题，国际国内都早有报道。实际上，地表水中含抗生素的情况很多年前就存在。”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强志民说。
前述论文提出，目前PPCPs的主要来源是制药厂、医院、畜禽养殖废水以及城市生活污水。
“我国是全球抗生素生产和使用的第一大国，国内畜禽养殖业大多将抗生素等药物作为防病及促生长的药物添加到饲料和水中使用。”强志民表示，这一领域的抗生素使用量约占我国抗生素使用量的50%。
与此同时，污水处理厂生物处理后残留的新型有机物也是其进入水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城市污水处理厂对大多数抗生素的去除效率可达90%以上，但有些抗生素(如氟喹诺酮类)的去除率很低，易于吸附在污泥上，通过污泥的堆肥或填埋等环节渗入地下水或进入植物体。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随着降解作用的发生，浓度会逐步降低。”强志民说。
恐惧缘于未知
此前，“地表水被检出68种抗生素”的报道引起“喝水等于吃药”等言论遍布网络。
强志民告诉记者，抗生素等新兴有机物在水体中的含量通常以“纳克每升”为计量单位，属于微量有机污染物。
“我国水环境含抗生素的情况和美国等其他国家相差无几，自来水处理环节能有效去除大部分抗生素。”强志民表示，只有少数抗生素能“穿透”这些环节，在龙头水中被检出，但含量极低。
其实，不只是抗生素，“目前雌激素等内分泌干扰物在水环境中的含量水平也与国外相差无几。”长期从事雌激素类有机污染物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史江红告诉记者。
不过，这些进入饮用水的有机物是否会对人体造成损伤，专家们却无从答复。
“如果将目前饮用水中抗生素的浓度乘以人平均生命周期中的饮水量，得出的数值与医生给普通病人一次性开的抗生素剂量相差无几，因此对地表水中抗生素的存在不必恐慌。但是，关于低剂量、长期暴露情况下的抗生素究竟会对生态系统及人体健康造成何种影响，需要长期关注和研究。”强志民说。
研管皆不充分
“抗生素等PPCPs物质一旦进入环境水体，就只能依靠江河湖泊的自净能力，如太阳光中紫外线的光降解作用，或微生物的生物降解作用。”强志民说。
在专家看来，PPCPs还有另一个标签—伪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这些物质多数本身的稳定性不高，易降解，但因为污染源会持续输入水体，因此会在水里维持一定的浓度。”黄俊说。
强志民表示，对于此类物质，关键还在于控制污染源。“但现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等方面存在经济和监管问题，能有效处理的不多。” 他认为，治理新型有机污染物还须国家政策配合。“国外水体同样存在农药、抗生素、雌激素等微量有机物污染，荷兰等国家会采取高级氧化等手段，对受微污染的饮用水进行深度处理，以去除大部分微量有机污染物。”
此外，PPCPs的检测分析也面临困境。“检测分析工作基本都在实验室进行，具体做哪些物质的检测依研究目的和研究人员的兴趣而定。”黄俊介绍说，如果要系统全面地对水体中所有的PPCPs物质进行检测，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黄俊还提出，在管理上，由于PPCPs等微量有机污染物的毒理学和风险评估等研究尚不充分，水质方面的政策标准目前难以将PPCPs物质纳入指标体系。
“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106项指标中，新增了48项有机污染物指标，但主要关注的是农药，其他的微量有机污染物较少涉及，特别是抗生素、其他药品、雌激素等。在抗生素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作用效应进一步明确后，我国将来或许会增加这些检测指标。”强志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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