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环境监测项目:依需要还是依能力？
有专家认为，我国目前环境监测主要是针对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因子，而具有明显健康影响的非常规污染物的监测信息相对缺乏，相应监测布点也多是满足污染源监控和环境质量评估的需要，未能针对人群分布特征，从满足环境健康需要角度开展综合监测。那么，我国环境监测项目是怎么确定的？为何有些污染物未被纳入监测范围？对此，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
 |
现行监测是考虑到人体健康的
记者：有专家认为，现在我国环境监测指标设置不是基于人体健康，而是根据环境保护需要，是这样吗？
魏复盛：现在的监测项目是考虑到人体健康的。环境污染了，我们要例行监测，大多数监测项目都是根据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来制定的。比如，大气的10项标准，再比如PM2.5、苯并（a）芘、挥发性有机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铅、一氧化氮等。
记者：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常规监测的项目，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等，离人体健康的要求都比较远，很多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指标并未纳入监测范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魏复盛：不能这么说。纳入到监测范围的项目都与人体健康有直接关系，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日本四日市曾发生过哮喘事件，就是由二氧化硫污染引发的。过去，在日本曾发生过儿童做操时晕倒，后来研究发现跟氮氧化物污染有关。我国把这两项指标纳入常规监测范围，借鉴了国外经验，是考虑到人体健康的。
现在不是所有项目都监测，是因为共有几百，甚至上千项，监测不过来，花不起那么大的代价，也没有那么多人手。
记者：我们在制定环境监测指标时，会优先考虑哪些项目？
魏复盛：会优先考虑量大、面广、影响大的污染物。比如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和石油为主，烧煤燃油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污染物，这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具有共同性，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普遍存在。所以，就会考虑把这些污染物纳入常规监测。
记者：有没有哪几种污染物，确实跟人体健康关系很密切，但却没有被纳入监测范围？
魏复盛：也有。比如二恶英，二恶英是致癌物，在一级致癌物中毒性最大，但它却是高毒性低风险的致癌物。为什么说它低风险？因为暴露的剂量很低。二氧化硫暴露的剂量是微克（μg）级的，二恶英暴露是皮克（pg）级的，1微克相当1000纳克（ng），1纳克相当于1000皮克。所以，二恶英虽然毒性很大，但人的暴露量很小，风险就低。
我有句话：不以物质有无论是非，而要以暴露量的多少为条件。像二恶英这种毒性很大的污染物，在环境中量很少，所以它的风险并不是很大。只是某个局部有污染源时，才会很高，是局地不是很普遍的污染物。
再比如重金属铅，环境里到处都有，铅污染会引起血铅超标。如果身体里血液每升有几百微克，那就比较高，会引发铅中毒；如果人体血液浓度含铅100微克以下，甚至只有十几、几十微克，那对健康影响就不会太大。所以环境中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危害大不大，也跟浓度和剂量有关系。
记者：污染物能不能纳入监测范围，是不是跟公众的关注度也有关系？
魏复盛：有关系。比如某种污染物暴露出的问题较多，就会引起大家高度关注，可能在制定标准时，就会考虑把它纳入常规监测范围。就像PM2.5，原来监测不太重视它，现在重视了，把它纳入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九州大牟田市一家粮食加工公司食用油工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在脱臭过程中使用了多氯联苯（PCBs）液体作导热油。因生产管理不善，PCBs混进了米糠油中。随后受污染的米糠油被销往各地，造成人员的中毒生病或死亡。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多氯联苯受热生成了毒性更强的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CDFs），后者同样也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以前世界各国都没有太重视多氯联苯（PCBs），日本发生米糠油事件后，很多国家都把它纳入了监管范围，相应的标准也已经制定。
记者：除了成本和人手问题外，制约我国监测范围和能力的，有技术和设备方面的因素吗？
魏复盛：也有这方面因素，监测的项目多，要买的仪器设备就多，成本自然就高。但有些污染物，即使监测出来，因在环境中的浓度很低，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不大。就目前的条件下，还是要分轻重缓急，应把政府和公众关心、又对改善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污染物和理化指标，作为优先监测、优先控制的项目来考虑。
环境与健康监测应从国家层面着手建设，不能光靠环保一个部门
记者：我国现有的环境监测主要有哪几种？
魏复盛：我国环境监测主要包括3种：常规监测、污染调查监测和科学研究监测。
常规监测又称为监视性监测和例行监测，是对指定的有关项目进行定期、长时间的监测，以确定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状况，评价控制措施的效果，衡量环境标准实施情况和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常规监测又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的监督监测。比如，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常规监测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和细颗粒物6项指标。
污染调查监测主要是为了摸清污染状况，比如做有机氯的污染现状调查，通过监测看它达到什么水平，然后评估对人体健康有多大风险，为政府管理部门治理和公众健康防护提供参考。污染调查监测更多的是积累数据和资料，了解现状，摸清家底。
还有就是为了科学研究而进行的监测。比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名单，包括很多项，我国作为《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如何履约？我们家底怎么样？哪些地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比较高？怎么来减排以减少危害？这就需要做调查研究，进行环境监测。再比如，挥发性有机物对PM2.5的贡献有多大？都是什么化合物？是怎么转化成PM2.5的？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需要做调查研究，就要先进行监测。
有些污染物控制还没有达到发布标准的程度，需要先把家底摸清楚，进一步认识这种污染物，包括它的分布、危害、来源等，为今后解决污染积累资料，这种监测比较多。
记者：相关部门也在做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的试点工作，您认为如何做好环境与健康监测？
魏复盛：现在我国环境与健康监测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应该从国家层面来着手建设，光靠环保一个部门无法做到。
环保部门可以利用现有的这套环境监测系统，跟卫生部门合作，比如与国家疾控中心和医院合作。卫生部门主要侧重于疾病的统计，因此掌握着健康效应的大量数据，包括病种、门诊、住院的人数、死亡人数等数据，对于不同的污染气象条件，这些数据是不一样的。如果把环保部门监测的数据与卫生部门统计的数据对应起来，就很能说明问题。卫生部门对污染物毒理毒性实验研究更有优势，还有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可以优势互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从保障公众健康角度来说，环保部门和卫生部门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双方应该联手合作，实现数据共享，共同对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后向社会发布，从而达到更好地维护公众健康的目的。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部门之间协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部门之间数据共享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达到数据价值最大化
记者：您提到数据共享的问题，现在很多研究人员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一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瓶颈。为什么数据难以实现共享？
魏复盛：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管理上的原因，也有使用者的问题。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数据应该共享。
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做出规定，哪些数据可以共享，哪些数据需要保密。政府管理部门做出规定后，共享那些非保密的数据，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还可以通过公布数据，让社会知道真实情况，达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现在很多部门以保密搪塞，进行数据封锁，研究单位之间也互相封锁。
对研究部门之间来说，数据共享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一直在呼吁数据共享，媒体也应该呼吁，包括我们环保部门，监测数据要共享。当然，数据发布部门可以做出规定，怎么使用、用在哪些方面等，大家遵守这个规定才能使用。使用者应该尊重发布者的劳动成果，规范使用，比如引用时注明出处等，不能随便拿来就用。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