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困局:兰州"成本"
要发展还是要环境，成为长期困扰许多区域发展的难题。
在年均降水量仅327毫米的兰州，街道路面却总如大雨过后般潮湿。
2013年9月至今，投资超3000万元的洒水设备每天耗水万吨，在全城作业。“洒水压尘是我们兰州地区治理扬尘污染的最好方式。”针对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频发、生活出行不便等投诉，兰州市相关部门回应道。
而这，仅是兰州“铁腕治污”的“冰山一角”。作为中国著名的工业之城，环境污染长期成为兰州顽疾。2011年底，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三运调任甘肃省委书记，随即要求“一靠决心、二靠力度”，撤换兰州环保局长，关停并转相关企业，开始“动真格”。
成效立见。2012年，兰州脱离此前10年空气优良天数均在250天内的“黑名单”，达到270天，2013年则增加到299天，“基本退出10大污染城市”。“兰州经验”，因而被环保部等相关部委表彰推广。
然而，正如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马建民所言，“短期成效”之外，“长远担忧”突出：如何解决“资源拿走、污染留下”，更是“国家层面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各区域功能分工定位不明确，不少区域过度开发导致资源环境质量退化，综合承载力下降，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要发展还是要“绿色”，先发展还是治理并举，成为困扰中国区域发展的难题。
发展矛盾
自“一五”期间国家在兰州布局一批工业企业后，工业便成为兰州经济的命脉。据兰州市工信委数据，2013年，工业不仅在全市总产值中占比35.92%，也在甘肃全省工业增加值中占比29.1%。
“中央企业给本地造成的污染是多方面的，所以说我们为国家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兰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为治理兰州的工业污染，如今新进企业不得再落地老城区”。
但面对早已成型的产业格局及央企垂直管理模式，兰州颇为无奈。兰州新区随之应运而生。2012年8月，国务院批复兰州新区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全国第五个国家级新区。“新区位于兰州中川机场附近，距市区80公里。将原有的重工业搬迁到新区，可减少污染影响。”上述兰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新区建成之前，兰州工业主要集中于西固区。兰州市工信委数据显示，该区分布有石化、能源、装备制造等大小企业共千余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西部最大的炼化企业——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下称“兰州石化”)。
2014年“水苯超标事件”后，兰州石化的搬迁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但矛盾也随之凸显。《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兰州新区管委会了解到，中石油及甘肃省政府正对兰州石化的搬迁项目编制方案并申请列入国家规划。兰州市发改委产业处估算其搬迁费用将高达600亿元，资金问题成为最大阻碍。
另一方面，“硬手段”治理重工企业，亦存在着经济考量之忧。
公开数据显示，仅以兰州石化为例，其长期位列甘肃省“纳税百强”榜首。2012年，兰州市西固区财政收入为130亿元，其中兰州石化的纳税额便达111.81亿元。
兰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已规划西固区100家企业向新区转移，目前已搬迁76家”。
马建民则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兰州的工业布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不适时调整，即便将能源重企都转移到城市西部，就污染影响而言，其实也不会因此而减少”。
资金瓶颈
“兰州主要是自己在探寻治理模式，国家层面的支持太过缺乏。”长期在美国、加拿大等地从事污染治理与环境监测工作的马建民认为，中央政策在资源、能源西移之后，更应该在环保、治理投入上倾斜。
2014年5月，科技部发布预算优先安排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明确规定：“以实施首都蓝天行动为突破口，科技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在国家科技计划中重点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开展大气污染监测预警与联防联控技术研发及应用”。
“东西差距太大。和东部动辄成百上千亿元的治理投入相比，西部显得格外薄弱。”马建民回忆道，此前科技部、环保部曾就“十二五”专项规划实施“蓝天科技工程”，西部也被纳入其中，兰州积极准备、配合，甚至和科技部合作进行了部省会商。但随着北京雾霾日益严重，“工程立即转向京津冀，对于西部的支持也就随之搁浅。”
2014年10月，兰州入选“全国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兰州日报》报道说，未来3年，兰州将获得最多达27.4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为此，“难掩心中激动”的兰州市长袁占亭将赴京进行的竞争答辩评价为“兰州市‘投入产出率’最高的一周”。
早在2014年1月，北京市便公开表示，未来北京将投入7600亿元治理雾霾。马建民认为，除了资金投入差距巨大，京津冀及东部地区的污染外源多，强力控制、针对关停，“天一下就蓝了”，但兰州的情况则并非那么简单。
监管滞后
兰州地形极为特殊，黄河穿城而过、南北山川环绕，“两山夹一河”是对这座河谷盆地城市最为贴切的描述。
独特地形带来的结果，一是没有风，二是形成稳定的逆温层，所以不管是来自扬尘及工业排放的TSP(总悬浮颗粒物)、PM10或PM2.5，还是来自汽车尾气的氮氧化合物等污染物，都难以排散。这成为“兰州之困”。
也因如此，不管是工程进入还是减排举措，量化评估显得尤为重要。马建民介绍道，相比国外，中国的评估量化工作较为滞后：“一项大的政策出台，一些大的项目引进，可能会对经济、环境、气候、生活各个方面造成什么影响，进而需要怎样的调整和规划，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评估就可以做到的。”
2013年，国务院颁布“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后，中国系统性加强环境量化评估及监测体系。但长期忽视环境治理累积的问题，解决起来难以一蹴而就。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4年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仅有8个城市的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等6项污染物年均浓度均达标。而2013年，只有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超标城市比例为95.9%。
2014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16.1%的土壤遭到污染，耕地的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
水的问题也让人担忧。2014年5月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4778个中国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之中，水质优良的比例为10.4%，水质较差和极差的比例合计59.6%。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2015年发布的29个大中城市居民饮用水水质抽检结果显示，只有半数城市能够全部满足20项抽检指标。
包括新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史上最严环保法”在内的多项举措陆续推出，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也已列入立法规划。要发展更要“绿色”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方向。
兰州也动了真格。2013年，兰州继续实行污染治理的“雷霆风暴”，除强制淘汰铁合金、水泥等13户企业的落后产能外，对200余家企业强制停产减污并在相关大型企业派驻环保、质监部门“驻厂监察”。
更科学的污染监管也成为可能。兰州大学环境资源学院通过污染源监测发现，在兰州城关区等地，污染来源主要在于汽车尾气，而在西固区，污染源主要为挥发性非有机污染物。
“这样一来就可以合理规划，比如限行举措就可以脱离西固区;而关停举措，则可以优先治理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企业，对于氮氧化物排放企业，可以兼顾经济发展针对性出台相关政策。”马建民认为。
兰州市长袁占亭层曾表示：“兰州治污是举全民之力，目前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遇到的问题更应该正视”。而“正视”之后如何解决，则不仅仅是兰州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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