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尴尬了！治霾资金成“唐僧肉” 最后到底都花哪去了？
财政部一“回头看”，上亿的治霾资金去向就“蜜汁尴尬”了。
12月13日，财政部对外发布一份关于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通报，其中，地方政府移花接木有之、暗度陈仓有之、狮子大开口有之，治霾资金俨然成为了“唐僧肉”。
治霾资金成“唐僧肉”，这就尴尬了
不少媒体打上标题“上亿治霾资金遭挪用”，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从被财政部点名的案例所涉案值来看，早已过亿。而全国治霾资金究竟存在多少资金问题，在财政部这份略显客气的、调查范围只覆盖了34%的通报中，我们不得而知。
从几年前PM2.5还是敏感词，到如今治理空气污染成为一项最政治正确的治理工作，几年间，政府投在治霾上的花费不可谓不多。但，这些钱都花去哪了?
治霾资金有多少?投一万亿都值得
2013年9月，国务院颁发被称为史上最严“治霾”蓝图：《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被简称为“大气十条”或“国十条”。
为了配合“大气十条”，中央财政从2013年开始设立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当年即投入50亿元，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2014年，这个数字上涨到了100亿元。
投资一万亿，你信吗?
而在“四面霾伏”的帝都北京，2014年，市政府曾放出豪言，要投入7600亿元治理雾霾，而且表示“为了到2017年能够天蓝、水清、地绿，投资一万亿元都值得”。
这些仅仅是可查证的部分大气治理专项资金，还有众多地方财政用于环保支出中的大气整治费用、若干相关罚款，更有无法统计的社会支出。
可以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比任何时候都更舍得花钱治霾，直接或间接用于治理雾霾的经费不可计数。
相关部门踢皮球!治霾是本糊涂账
但巨额治霾资金的具体去向，却是一个“捋不清”的网络。
为了探寻答案，早在2014年10月，有媒体就试图联系国家环保部，但几番问询都未得到回复。
记者还同时联系了北京市政府。但很“不巧”的是，当时正值北京积极筹备APEC，工作人员回复称，“马上要开APEC了，领导很忙，而且这个时候回答这些问题有点‘敏感’。”几经周折，最后得到的答复是，“采访申请已经递交给领导了，还没有批下来。”
还不死心。记者随后联系了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财政局，未料这3个部门互相提起了皮球。
收得爽快，用得糊涂，去向成谜
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说：“我们主要负责综合治理和统筹，专项资金主要在北京市财政局和北京市发改委那里，你应该问问他们。”
北京市财政局的答复也很干脆直接：“我们这边要求婉拒采访，领导认为关于治理雾霾资金的问题找北京市发改委和北京市环保局更好一些，他们更清楚。”
当记者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北京市发改委时，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让记者去找北京市财政局和北京市环保局，“我们负责政策上的制定和项目审批，关于治理雾霾方面，我们负责压减燃煤。如果你想问这一方面的问题，就再发一份采访提纲给我们。”
如果按这3个部门的推辞，似乎各自手里都没多少钱。
治霾资金补贴谁?左右互搏玩得溜
但钱总要有去向。治霾资金，五大发电集团拿得不少。
国家层面上，一直试图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能源价格改革即为其中的重要一项。
2014年4月，环保部发文督促燃煤电厂改造，落实电价补贴政策。具体为，脱硫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1.5分，脱硝电价为每千瓦时1分，除尘电价为每千瓦时2分。补贴额度刨除成本后，火电厂每度电还能有0.5分钱的收益。
不达标，不处罚就不错了，还给补贴?
资深光伏电站设计从业者王淑娟曾经算过一笔账。她收集了2008-2014年间的火电发电量数据，如果按照每度电都进行脱硫脱硝的话，2014年全年国家需要补贴火电企业约1126.74亿元。
但是，超低排放补贴的必要性一直存在质疑。其一，总是盯着末端治理，有多少补贴能填满这个无底洞呢?其二，某种程度上，这是在左右手互搏。
事实上，五大国有发电集团“内部消化”脱硫脱销除尘的改造工程早已不是业内秘密。
桑德集团总裁文一波曾称，国企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开放程度并不高，五大发电集团都有自己的脱硫脱硝处理公司，虽然表面上会进行招投标，但是经常暗设门槛，让属下的公司中标。
国家补贴揣兜里，烫手吗?
也就是说，脱硫脱硝的财政补贴大都被国有发电集团拿掉了，相当于从左手换到右手。
“治霾神器”难治霾!病急乱医瞎胡闹
左右互搏之外，部分治霾资金还被空手套了白狼。
前段时间，一些重达10吨的“大家伙”在大街上、在媒体上赚足了眼球——“治霾神器”雾炮车突然火了。
生产厂商借霾设套，地方财政甘愿中招
有媒体以“雾炮车”为关键词搜索标题，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检索，找到了38条中标公告。这些中标公告共涉及47台雾炮车，总中标金额3132万元，均价66.6万元。最贵的一台，是鸡泽县环境保护局在去年12月买的，中标价为133.16万元。
其实，雾炮车并非新事物，原先多用于农林喷洒。只是，如今摇身一变，竟“顺带”有治霾功效了吗?
在某中央媒体刊发的报道中，山西阳泉市环境监测站投入300万元，购买了6台雾炮车。站长郭历兵宣称，“经过我们的测算，空气中的PM2.5降低幅度是20%左右”。然而，在其后的一次采访中，郭历兵却坦承，他并没有做过测算，“我们的数据是从其他城市的报道中摘过来的。”
尽管治理效果难料，但雾炮车企业们却已经迎来了春天，政府订单不断。购买雾炮车的单位，以前主要是负责道路清洁的市政园林部门，现在环保部门也加入了采购大军。
河南万丰农林设备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牛元昌曾对媒体畅谈生意经：“做环保产品的一般有一个瓶颈，就是如果没有高压政策的话，地方政府部门可能不会下大功夫去使用这些环保产品。现在受大环境的影响，雾霾严重，他们感受到压力了，推介时也没有明确表态不采购的了。”
一种农林喷洒用车摇身一变，成为政企追捧的“治霾神器”。尽管治理效果难料，但政府订单已不断。如此荒诞剧的背后，是企业投其所好的政府生意，更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治霾邀功。
在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一场政府“病急乱投医”般的闹剧。如此荒诞剧的背后，是企业投其所好的政府生意，更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治霾邀功。要改变这种看似热闹、其实胡闹的“神器治霾”，就要有更精细化的治霾考核。
犹记得，在北京连日黄色雾霾报警的某一天，有网民晒出了16年前的一张《北京晚报》。在1999年3月9日，这家位于霾之都的媒体，在头版头条上印了一句话，“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
昔日豪言壮语，今朝无稽之谈
然而16年过去，我们依然只能“等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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