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用水水源地督查行动“层层加码”：如何形成水源保护长效机制？
沿着江川路一路向西，这条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普通道路，自西向东被严格划分为工业生产加工区和生态环境保护区，二者间的隔离区内林木丰茂，农田遍布。
在江川路的尽头醒目地树立着一块“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标示，这里正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的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所在地。
那么，上海水源地的保护情况究竟如何？全国各地掀起的饮用水水源地督查风暴，又暴露出多少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当前，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与保护形势严峻，很多水源地保护区处于整体开放的水循环系统之中，生产与生活排污极易对饮用水水质造成威胁。与此同时，工业园区和化工企业沿江河湖海建设，河流航运等都对下游或周边的水源地保护区形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受访专家表示，饮用水安全涉及千家万户，水源地专项巡查行动一方面反映出当前阶段各地对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意识不足，监管力度不够给予污染源长期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前针对饮用水安全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监督管理、立法保护等长效机制的缺失。
水源地保护区“乱象丛生”
5月20日起，生态环境部组织启动了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第一轮督查，在为期两周时间的督查行动中，将共派出273个督查组、1426名督查人员在全国范围内31个省区市内对1586个饮用水水源地开展专项巡查工作。
这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专项督查行动，源于当前各地在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不清、边界不明、违法问题多见，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阶段我国多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存在着生态安全隐患。多数水源地保护区属于开放水系，不仅长期存在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等带来的面源污染问题，还存在着水源地上游化工企业聚集，工业污染威胁长期存在的问题。
记者实地走访了上海市的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同样也发现了此类安全隐患的存在。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里，记者在长江边的北岸看到不足一米高的护江围堤墙后，隐藏着几十袋建筑固废垃圾被丢弃在江边的草丛之中，还有不少废弃的建筑脚手架材料也直接散落在江边，目测距离江水的距离不足2米。
此外，记者还在该水源地保护区内看到了少数农家乐、休闲农庄等营业机构，甚至在保护区内还有不少进行生产加工的小作坊，门口堆放着砂石、水泥河搅拌机等。
在记者的实地调查中发现，这些小作坊生产企业虽显得十分“谨慎”，许多工厂大门虚掩甚至紧闭，对陌生人员也十分警惕，但不少企业走近时都能明显发现生产加工的迹象。
事实上，在此次生态环境部曝光的问题中，水源地保护区内存在农家乐和工业生产加工企业的情况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在第一轮督查结果的通告中，河南省新发现的12个问题中，就有5个是涉及水源地保护区内存在有渔家乐、垂钓中心，3个生产加工厂的问题。
而除了工业和生活污染，农业污染也同样不容忽视。5月25日，在生态环境部第二批公开的督查结果中，特别将广东汕头市韩江外沙河水源区、河南驻马店市板桥水库水源区这两个地方作为典型，以现场图文的形式公开两水源地存在的突出问题。
督查组在广东汕头韩江外沙河水源区发现当地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存在一处无证无照的肉鹅养殖场，饲养的600只肉鹅产生的大量养殖废水河畜禽粪便直接排入水源地保护区内。而在河南驻马店板桥水库，督查组发现一级水源地保护区内一家名为“河南征途管业工程有限公司”的排污企业正在加工生产，大量水泥砂石浇筑的排水管堆放在水源区旁。
“很多水源保护区的范围比较广，给日常监管带来很多难度。与此同时，往往这些地方之前也早有居民生活和工厂企业等，若严格执行水源地保护管理的难度与矛盾也比较多。”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很多地方的水源地保护还没有办法做到严格执行的标准，保护工作也牵扯到多方利益的调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
督查“层层加码”
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开的数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截至5月29日晚，生态环境部共分为四个批次一共曝光了21个省区市内存在着217个水源地污染问题。其中，涉及上述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的问题105个，二级保护区的问题共计92个。
事实上，保护饮用水安全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阶段。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生态环境部针对饮用水水源地的督查行动早已开始，呈现出层层递进、逐渐“加码”的态势。
早在2016年至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地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就已经开展了相关督查工作。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联合水利部制定的《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中就明确了组织对各地区进行饮用水源地环境违法问题的排查整治工作。
而5月20日正式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饮用水源督查工作后也并不意味着督查工作的结束。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今年还将组织多轮次的水源地专项督查工作，来推动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向纵深方向发展。
西郊利物浦大学苏州城市与环境研究院院长张一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生态环境部的大规模督查行动，一方面能够倒逼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提高认识，落实主体责任；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跟踪督办，也能够切实地消除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安全隐患。
在强有力的督查行动高压下，近期各地除了配合生态环境部的督查组行动外，也相继推动了自查、整改的行动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截至目前督查行动中发现问题最多的河南省，已经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行动。公开资料显示，5月25日河南省环保厅、水利厅印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各省辖市和县（市）政府在初步摸排水源地环境问题的基础上，边排查边治理，持续开展专项行动。
上海市也在不断推进水源保护区巡查排摸工作。今年4月份，上海市环保局表示，已会同相关区环保局，于2018年1-2月，对长江青草沙、陈行、东风西沙水源地、以及黄浦江上游金泽水源地，进行了全覆盖的排查。此外，为了不断提高饮用水水源的安全保障程度，市环保局将会同相关区环保局持续做好水源保护区巡查排摸工作。
今年5月23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专门用半天时间赴水源地水库、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李强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要求。
如何形成长效机制？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阶段不少地区应对水源地遭受污染威胁越来越大的重要解决办法就是寻找更加清洁的水源地，形成多渠道补给的取水格局。
以上海为例，在2010年青草沙水库未投入使用之前，上海的饮用水中近70%来源于黄浦江上游地区的江水，近30%的饮用水取自长江入海口的江水，彼时的上海在饮用水保护方面就显得较为被动。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项目主任任文伟向记者解释称，一方面黄浦江上游的水源地承载着航运的功能，存在船舶危化物品泄漏等潜在风险，且上游苏州吴江等地区小型化工企业密集；另一方面，长江口的水源地可能会受到咸潮入侵的影响。
记者实地走访黄浦江上游水源地时看到，江水中常有漂浮物出现，而江边草丛中的各类生活、固废垃圾也极易在汛期涨潮后被“卷入”水流之中。此外，航运船舶也承载着不同的货物在此通过，有些船舶还存在边走边向外排废水的情况，不远处则是城市自来水的取水口。
不过在一些受访专家看来，上述举措仍然还是属于“治标不治本”的举措。
张一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的长期效果来看，生态环境部与各地方的正在进行的督查行动也仅属于末端监管的层面，而保障饮用水安全需要探索前端预警与末端督查并重的保护机制。
“保护饮用水安全实际是一条长长的链条，不仅涉及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综合防治等工作需要完善，还涉及到立法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与完善。”张一新指出。
为此，他建议，短期内集中式的督查仍然需要持续推进，并建立长效的督查体系，保持持续施压的态势。与此同时，还应该从长期保护的角度出发，对涉及水源地保护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包括沿海沿江化工企业搬迁、农业化肥使用量降低等举措也应纳入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举措中，将经济体制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国研中心环境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实际当前各地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中并不缺乏技术与能力，最大的问题还是各地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的思想认识不足。
“很多水源地的周边还面临着发展经济的问题。”李佐军告诉记者，在大规模城市化与工业化之前，水源地的安全隐患并不严重，而现在不少水源地地区为发展经济，从事生产加工就使得水源受到威胁，背后涉及到保护与发展观念的转变。
他认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除了要用督查行动来促使各地主管部门的认识转变之外，还需要从立法的角度来形成有效的惩治体系，提高违法成本。“督查风暴之后，水源区保护的管理细化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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