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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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刚，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大气环境规划与政策等研究。牵头开展重点行业和领域碳排放达峰路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方案等研究；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起草《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等。
本报见习记者 程维嘉 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的会议强调：“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如何认清形势，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当前有哪些问题亟待关注？本报记者采访了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严刚。
碳达峰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是轻松就能实现的。实现碳达峰需要多措并举，各领域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中国环境报：如何理解“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如何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严刚：去年开始，我院会同14家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对电力、钢铁、水泥、铝冶炼、石化化工、煤化工等6个重点行业和交通、建筑两大领域开展排放建模、情景分析和达峰路径研究，基于重点行业和领域提出全国碳排放达峰路线图。研究表明，我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面临艰巨挑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统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期间我国经济需要保持中高速度增长，能源消费增量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高位。未来10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的过程当中，生活领域人均能源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推动能源消费刚性增长。
碳达峰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是轻松就能实现的。如果片面理解碳达峰、碳中和，没有全面、系统、深入地对每个行业和领域进行综合研判，从宏观到微观形成具体的路径和措施，从而形成我国碳达峰方案，而只是从宏观上做一些简单的测算就进行定性判断，这样是不客观的。
中国环境报：“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意味着必须明确碳达峰路径。您对碳达峰路径有哪些建议？
严刚：探讨碳达峰路径至少要充分考虑四个因素：一是时间，对不同行业、地区、领域分别探讨达峰时间。二是峰值，要在碳中和的背景下定夺达峰的峰值，避免高位达峰，给实现碳中和打下基础。三是任务措施，需有效支撑碳达峰时间和峰值目标的实现。四是政策配套，确保任务措施落实落地。
只有系统地给出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举措，才能客观、完整地理解碳达峰。确定路径之后逐步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地方、行业要结合自身情况细化和明确下一步的工作，不能“上下一般齐”。
中国环境报：为了实现碳达峰，哪些行业和领域需首当其冲？
严刚：实现碳达峰需要多措并举，各个领域都付出巨大的努力，推动不同行业与领域梯次达峰、达峰后稳定下降，从而实现整体的碳达峰目标。其中，工业、电力、交通、建筑四大领域需要重点谋划。
比如，工业领域直接碳排放及用电等间接排放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60%以上，其达峰态势及控碳措施直接影响全国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要加强重点行业产能调控管理，有效控制“两高”产能。大力推进工业节能降耗，加快构建低碳循环工业体系，推动资源循环利用。
再比如，电力是全国最大的碳排放行业，也是未来10年我国用能增量的主体。要加快风光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全面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到2030年，全国风电和光电装机总量需达到17亿千瓦左右，相当于2020年我国风电和光电总装机的3倍以上，任务艰巨。
对于交通领域，要大力提升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持续降低新生产燃油车碳排放强度；继续推进大宗货物运输结构调整，加快形成中长距离运输以铁路、水运为主的格局。
建筑领域需坚持能效提升与用能结构优化并举。通过合理控制建筑规模、大力推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推广超低能耗建筑、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力度、积极推动建筑领域可再生能源应用，多措并举实现建筑领域碳排放达峰。
工业、电力、交通、建筑四大领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嵌套的。由于下游消费的增长需要上游消费的支撑，减碳要充分考虑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实施减碳需要综合考虑各部门的需求，使各个行业、领域的研究成果能够有效衔接，而不是从各自的角度、只考虑个别方面的情景和方案。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社会经济完成低碳转型的加速度将更大。
中国环境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有哪些不同？为什么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严刚：我们在时间和任务上都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既要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推动能源体系和产业结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结构转型，面临着很多的压力和挑战，需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是需要更多的政策引导。通过分析已经达峰的34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其碳达峰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自然优化后实现的。而我国目前经济现代化、城镇化等进程远未结束，无法沿袭发达国家自然达峰和减排的模式，而是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同时还要实现自身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二是面临时间更紧、幅度更大、前所未有的碳减排目标，任务更加艰巨。当前距离碳达峰目标已不足10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左右，远短于欧盟约70年、美国约45年的时间跨度。这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社会经济完成低碳转型的加速度将更大。
三是需要依赖全方位技术突破。我国在火电和工业领域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就要既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又大力调整现有的结构，实现更大的技术突破。在全球视野下，发达国家有责任和担当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撑，推动技术共享和资金支持。
面对环境质量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压力与迫切需求，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关键举措。
中国环境报：“十三五”大气污染物减排经验有哪些可以借鉴？相比减污，降碳的难点在哪里？
严刚：减污与降碳在管控思路、管理手段、任务措施等方面高度一致。污染防治攻坚战采取的很多措施对减少碳排放有借鉴意义。比如，构建了全国、区域、行业、重点企业多维度的减排模式，建立了基于多因素的目标指标分解方法，形成了完备的配套管理工作体系，实施了污染减排、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责任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减排的价格、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等。
和大气污染物减排相比，二氧化碳减排难度更大。二氧化碳减排主要靠结构调整，很难通过大规模的工程措施短期内实现显著的效果，需要长期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
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地域差异导致不同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构成及减排空间有较大差异。因此，对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进行区域和行业分解时要考虑更多因素，以更加系统科学的方法统筹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
碳减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目标确定、指标分配、减排技术路线、统计、监测、技术方法等，也与监管、考核、配套政策等管理机制息息相关。因此，需要加强支撑碳减排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并促进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和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进一步统筹融合，以确保上述工作落到实处。
中国环境报：“十四五”时期，实现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需要把握哪些要点？
严刚：面对环境质量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压力与迫切需求，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关键举措，需要统筹谋划目标任务、管控思路、政策措施。
一是以结构调整、源头控制为根本途径。通过能源体系清洁低碳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等，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二是以重点领域转变发展方式为主要抓手。通过推动工业、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等，倒逼生产方式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利用水平。
三是以区域协同优化增效为主要发力点。基于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与二氧化碳排放在空间上表现出高度一致的集聚性，应在重点区域推动协同控制。统筹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碳达峰目标任务要求，将重点降碳任务措施指标向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倾斜。
四是以绿色低碳政策和机制创新为基础保障。加快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形成有利于减污降碳的管理制度和政策环境，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研究制订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充分利用现有环境管理制度加强碳排放管理。
五是以技术创新为关键引擎。系统谋划深度脱碳相关技术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加快先进成熟绿色低碳技术的普及应用，推进前沿绿色低碳技术研发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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