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安全逼近底线 中国告别极端发展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迹，九十年代身心受害。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奥运季,北京的蓝天成为竞技场外备受公众瞩目的话题之一，近日，首部全面聚焦中国水资源整体状况的大型环保纪录片《水问》，又再度令国人不得不严肃审视赖以栖身的生存环境。
“水是生命之源，但环顾四周，还有多少水可以养育生命，又有多少母亲河变成了污水沟？！”某网友看完《水问》之后发如是感慨。而这发人深省的危机拷问，折射出步入改革开放而立之年的中国，在取得可堪自傲的发展成就的同时，正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生态挑战。
人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人大即颁布实施《环境保护法(试行)》，规定新建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此后，有关征收排污费、海洋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水土保持方面的法律法规渐次涌现。
但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时代中，具有强势惯性的粗放型增长和低层次竞争主导了经济发展模式，众多环保条文近乎形同虚设，飞速积累的国民财富中隐藏着巨大的生态与环境亏空。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已步入重化经济阶段的中国，也同时进入了环境污染事件高发期，前几年相继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广东北江镉污染等严重事件正一次次地将生态安全软肋暴露于世人眼前。
据统计，在过去十年间，全国环境投诉量由最初的每年数万件猛增到二00七年的逾七十万件。有学者高声疾呼，中国正逼近环境安全之底线。
面对事关百姓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子孙后代未来的生态危局，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将生态环保置于同经济发展比肩的同等战略高度。
二00二年中共十六大，“改善生态环境”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被确立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任务；二00七年十七大上，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后，“生态文明”一词首次见诸全国党代会报告，同年，温家宝更誓言要做“环保总理”，高层决心尽显无遗。
在此期间，中国不仅先后祭出了区域限批、流域限批、限制塑料袋等有效行政利剑，更通过加大资金投入，细化环保法规、提高违法成本，建立“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等全方位举措，致力以长效机制打破“企业赚钱、政府买单、群众受害”的环保怪圈。
官方数据显示，二00七年中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首次出现双双下降。“双降”固然可喜，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生态形势依然严峻，生态退化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对于环保这一长期、复杂的大型社会经济工程，有识之士认为，不仅政府、企业要各司其职，每个社会公民也须有所担当。
十五年前，当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文化巨人梁启超之孙梁从诫预见到中国环境问题时，即在耳顺之年毅然诀别史学研究，创建了中国首个环保NGO“自然之友”，由此踏上了“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的艰辛道路。
时至今日，梁从诫已不像当年那样形单影只，众多环保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公众环保意识日益觉醒，厦门PX项目争议等事件皆展示出日趋强大的民间力量。若能切换观察视角，即便在举国问责的“虎照造假案”背后，也能清晰“窥伺”到整个社会对于生态保护的高度关切。
展望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肩负发展与环保双重压力的中国能否真正迎来生态转好之拐点仍存变数，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每个国人不能叩问内心、付诸行动，这一目标必将空成愿景。(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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