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市场化的是与非
水资源如何市场化？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教授当时还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书的时候，开始尝试在实验室模拟加州的水资源市场，史密斯教授把这个市场称之为“智能市场”，通过电脑网络来处理水资源供求双方的需求和供给信息，然后进行匹配，确定均衡价格，以此来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即便如此，据说这个智能市场上价格可能过度波动的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
史密斯教授的设想其实和上世纪上半叶兰格等人的“计算机乌托邦”如出一辙，兰格等人提出，只要在一个经济体当中建立一个无孔不入的计算机网络，那么一切的资源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来统一管理。当然，人类社会对这一天才设想的实践也做过诸多尝试，但都不怎么成功。
计算机统治整个经济体的梦想虽然目前无法实现，但局部市场的建立还是有可能的。美国一些州的水银行实践以及水权市场的构建都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由此推知我国可以模仿这些想法和做法，来实现水资源市场化，还是需要详细的论证。水资源市场化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不同区域之间的水资源配置，采取计划还是市场？二是一个地区的水资源供给，比如一个城市，是计划还是市场？为什么区别两类水资源配置问题很关键？如果我们仔细考虑这两类问题市场化的各自所面临的约束，就能够明白了。
先看第一类，水资源的区际配置。第二类后文讨论。以北京和周边地区为例。假如北京的水资源有较大缺口，需要从周边地区获得补充，那么如果直接调配，如笔者前文所说，就存在区际不平等问题，这相当于弱势地区给强势地区的补贴，或者穷人对富人的补贴。这样一来，这种调配看似有效率，实际上则严重不公平。
但如果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呢？相当于在不同地区之间建立一个水资源市场，这样就能够按照供求关系以及不同地区水资源的丰欠程度来确定水资源的价格。但如果打算这么做，那么首要的前提就是明晰产权。即水资源的区际市场的建立，需要一个清晰的关于水资源的产权界定。
但水资源产权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举一例就能让读者明白。黄河流经多个省区，那么黄河的水资源的产权界定给谁？每个流经的省区都拥有一段黄河水，理论上可以计算黄河总的水资源量，然后按照某个分母平均，比如流经各省区的河段长短平均，或者按照各省区的人口、地理面积等平均，如此等等。但这都不是很明晰的产权。因为黄河水资源不仅仅单指黄河而言，还包括流入黄河的其他支流的水资源。试想一下，如果一旦黄河水资源的产权按照某种标准明晰，那么拥有独立支流的省区完全可以就此敲竹杠。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地下水的相互关联性，水资源的产权就更加不容易界定。当然，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近似公平的方式来界定产权，这就需要各省区就产权进行谈判。只有明晰了各区域的水权，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区际水权市场，甚至建立一个水银行。
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所谓敲竹杠问题会出现，即使产权明确后也可能如此。比如水资源的保护责任的界定。水资源的污染、水土保护责任等，都是附着在水资源上的问题，需要一揽子解决。如果没有一个配套的环境污染和森林植被保护等纠纷的区际解决制度和机构，那么水资源的区际市场仍然无法有效运行。这样一来，中央统一调配反而显得更有效了。由此可见，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决不能天真地认为某种资源可以单一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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