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成国际政治问题 美对华最大出口是垃圾
如果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坐船经夏威夷群岛前往日本，半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个“新大陆”，它横跨北太平洋，面积约343万平方公里，超过欧洲的1/3。这是美国海洋研究中心从卫星图片上发现的一个图像，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新大陆”是由沿岸各国城市里流出的垃圾漂流到一起组成的。实际上，在世界很多城市，垃圾围城的现象已经越来越难以令民众容忍，两年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垃圾问题最后甚至发展到动用军队才初步解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垃圾问题引发的抗议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成为发达国家搞垃圾输出的最大“市场”。“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提高‘制造’垃圾和‘引进’垃圾的成本，才可能从源头上解决垃圾问题。否则，无论是洋垃圾还是土垃圾，不仅会给民众带来生态灾难，也将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稳定的一个巨大威胁。”一位中国学者这样对《环球时报》说。
垃圾处理厂位置决定西方政客选票
在注重环保的美欧等西方国家，近年来垃圾问题越来越成为政客避不开的政治话题，历次选举辩论都有专门的“垃圾专场”。虽然在辩论时各方表面上在讨论垃圾处理的技术问题，但事实上却与政客们的选票息息相关。《环球时报》记者曾经旁听过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市议会选举有关垃圾问题的“专场辩论”，竞选双方主要讨论市政垃圾该在哪里堆放、哪里处理，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其中一方所提建垃圾处理厂的建议，恰好位于其反对派居多的地方，而另一方亦然。对此，瑞典当地媒体的评论称，“连垃圾都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
欧洲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注重环保的地区，垃圾回收标准非常严格。但最近两年，因城市垃圾和政治矛盾纠缠在一起所引发的风波一直没断过，而且在欧洲各地“处处开花”。最新的“垃圾风波”发生在危机不断的希腊。因为不满希腊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希腊从3月11日起一周之内接连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罢工示威，其中也包括雅典的环卫工人。美联社报道称，大批环卫工人聚集在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沿街道前行，示威者认为,财政危机并不是他们环卫工人的错，所以他们只有罢工抗议向政府施加压力。而与此同时，雅典街道的城市垃圾无人处理，四处臭气熏天，即使支持罢工抗议政府紧缩计划的许多雅典市民也大呼“受不了”。
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一提到“垃圾事件”这个词，人人都会摆摆手说，“那简直是一场噩梦”。和雅典相比，那不勒斯的垃圾收集问题更为复杂。直到去年，当地的垃圾收集业务一直是被一个名为“卡莫拉“的黑手党犯罪网络控制，它们将那不勒斯及周边地区的垃圾变成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英国广播公司BBC曾这样描述黑帮“产业链”：“卡莫拉”从西北欧运来大量廉价废弃物，当地官员大多被金钱收买，因此许多垃圾完全没经过处理就填埋在那不勒斯附近地区。那不勒斯当地的工人因为不满被黑帮压榨纷纷罢工，把当地的垃圾问题完全暴露出来。在这场有关垃圾的抗争中，清洁工人两周停止收垃圾，人们都把垃圾丢到大街上，呛人气味令人窒息，政府被迫出动军警清除垃圾。民众对政府的垃圾处理决定不满，与警方发生了冲突。2008年5月，意总理贝卢斯科尼在那不勒斯市召开他上任后的首次内阁全体会议，承诺新政府成立后，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那不勒斯垃圾的处理问题。为这个问题，他先后更换了8位官员。
近来该事件又有新进展。3月4日德国《明镜》周刊称，那不勒斯的10万吨垃圾最近被运到了德国东部一个小镇的垃圾处理厂“消化”。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德国许多民众的抗议。许多德国网民质疑，德国的一些公司和地方政府是不是与意大利黑手党有什么交易。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垃圾处理其实早就超出了其传统的环境技术乃至经济上的内容，在许多情况下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在西方国家，如果是市镇一级政府，对垃圾处理的主要争议就是该把垃圾工厂放在哪里，而不同政党上台执政，为了保持其选票，往往会造成垃圾厂到处搬家的情况。而从国家的角度看则复杂得多，在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方面，西方国家确实非常先进，环保标准也非常严格，处罚也非常严厉。但对于那些处理成本过高的工业垃圾，往往被运到发展中国家，而西方国家政府则“眼不见心不烦”。
垃圾问题考验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垃圾问题也越来越引发不满。不久前，一些环保组织成员在印度最大外包公司Wipro门前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并将数百台贴有该公司商标的废旧计算机倾倒在其总部门前。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场之一，这些垃圾既有本国制造的，也有从其他国家运输进来的。英国《金融时报》曾描述印度的一些城市周边的垃圾场：“大城市周边都是如山的垃圾，在孟买的垃圾山上，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瘦得像山羊一样的人们，在黑色塑料之间翻找残羹剩饭。”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在筹办今年10月的英联邦运动会，由于担心路旁随处可见的垃圾山有碍观瞻，当地政府下令沿路遍植枝叶茂密的竹林加以遮蔽。
每年雨季，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通常会遭遇暴雨袭击。除了由此带来的洪水问题外，被称为雅加达市“护城河”的芝利翁河随着洪水裹挟而来的大量垃圾，更让雅加达市民苦不堪言。据统计，雅加达拥有大约1200万居民，每天产生6000吨垃圾，其中许多垃圾直接被倒进河里，因此造成的污染可想而知。由于垃圾污染以及人口过密，雅加达发生饮用水缺乏等一系列问题，印尼政府多次表示要迁都别处。去年12月，印尼总统苏西洛再次公开表示，当局将考虑迁移国家行政中心的构想。在印尼，城市垃圾回收率只有一半左右，大部分所谓的垃圾掩埋处理站都是露天堆放而已，许多城市都是垃圾围城。西爪哇万隆市还曾经发生过一起垃圾山坍塌事故，造成几十人被活埋。民众为此还举行过抗议。
从2004年起，中国城市垃圾生产量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据统计，中国城市垃圾年产量达到1.2亿吨，而且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但城市垃圾处理的能力却没有跟上垃圾增长的速度。如承担广州市9成垃圾填埋量的兴丰垃圾填埋场，由于垃圾增幅过快，将于2012年被填满，而北京市的所有垃圾填埋场也将在5年内饱和。尽管各地纷纷准备上马垃圾焚烧项目，但由于许多项目草率上马，各种环保标准不能保证达标，反而引起民众的抗议。新加坡《联合早报》3日的报道称，“中国垃圾焚烧项目的现状与中央政府规划时的初衷背道而驰，不仅可能制造生态灾难，还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严重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美国《时代》周刊也称，“环境问题正考验中国社会稳定。”
按重量算，美对华出口最多的是垃圾
除了自身城市化带来的垃圾问题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更严重垃圾问题来自发达国家。联合国在今年2月就公布了一份报告，称未来10年世界电子垃圾将大幅增加，而发展中国家将是众多发达国家电子垃圾最大的接收地。据印度媒体日前报道，如果按重量算，美国对华出口最多的是垃圾。2009年美国总共出口了 2000多万吨的垃圾，中国则是其最大的垃圾出口目的国。欧盟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 2007年，欧盟出口的各种垃圾数量增长了10倍，每年大约有2000万个装满各种垃圾的集装箱出口到其他国家。
由于欧美许多国家劳动力成本高昂，垃圾处理、回收代价昂贵，一些西方公司就会想方设法将“洋垃圾”转嫁到不发达国家，这等于同样把污染转嫁出去。据 2006年英国国内数据显示，当年英国的垃圾处理率竟只有18%，不仅在欧盟排名倒数第三，甚至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英国垃圾被装上巨轮，运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去年7月，巴西圣保罗市发现了英国一艘轮船运进了1400多吨垃圾。在这些垃圾中，有被使用过的医疗注射针管，留存血污的血袋，废弃家电甚至还有马桶垫和尿片。这件事引起了当地社会的震怒。英国《泰晤士报》事后称，让巴西人怒不可遏的是，其中一些脏玩具上还写着：“该玩具应在给贫困的巴西儿童之前洗干净”。
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说，垃圾处理在未来有可能会成为国际纠纷的导火索，因为越是敏感的垃圾，如核废料、电子垃圾等，因为处理难度大、成本高，所以发达国家抱着“远远扔掉”的心理往往把这些垃圾运送到发展中国家。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不傻，并不愿意接受这些垃圾，这时或是发达国家采取欺骗手段，或是采取政治高压，这时候，国际纠纷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
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成了西方倾销垃圾的受害者。2006年8月，一艘荷兰货船将数百吨含有硫化氢和碳氢化合物的化工废料倾倒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附近多个地点，导致至少7人死亡，数万人入院就医，事件导致科特迪瓦临时政府垮台，阿比让行政长官、港口和海关负责人被停职，许多官员和不法商人被捕，批准“洋垃圾”进口的运输部长科贝宁几乎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最后在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的斡旋下，洋垃圾被运到法国处理，但出口方却逍遥法外。
尼尔森说，发达国家用欺骗手段把垃圾运往其他国家的例子非常多，就连一向标榜“环保”的北欧也是如此，例如芬兰号称世界造纸业最发达的国家，但事实上，该国目前几乎没有一家直接生产纸张的工厂，其造成大量污染的造纸工厂几乎全部设在发展中国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实际上也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垃圾。尼尔森表示，垃圾处理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难题，还有个原因就是其话题的“敏感性”。如果研究西方媒体就会发现，有关垃圾处理的争论只限于生活垃圾，但只要深入想一下就会明白，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号称工业强国，那么多的工业垃圾又到了哪里呢？政治家对此绝口不提，就连一向标榜“新闻自由”的媒体也鲜有报道。个中原因，不难猜测就是他们把垃圾、污染输送到了第三世界。尼尔森说，早晚有一天，“垃圾门”也会成为某个西方国家政府的丑闻，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
中国如何才能遏制内外“毒流”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找资源，在产业上只搞利润高的，比如高科技或军事产业等，同时利用严格的环保等制度优势把薄利的污染产业挤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后现代化国家由于历史劣势，不仅要消化自己产生的“毒流”，还要接受发达国家运来的“毒流”，承受双重毒害。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唯发展主义，认为只要能发展就对，只要今天发展就对，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这种发展是歇斯底里的，未来将付出代价。
周宁说，在中国由于自身环保标准很低，垃圾处理成本非常小，成了一个“暴利行业”，没有过硬“关系”的人甚至还不能从事废旧品回收行业。因此，对于垃圾问题，中国首先应该在自身上下功夫，进行社会的公开讨论，从标准上更严格地规范，立法限制企业不能为了谋求利益而出卖故乡，不能留给子孙后代一个垃圾场。中国必须要在体制上有自觉的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全世界经济发展城市化，消费增加必然导致垃圾增多，可以说是消费至上主义的全球化导致了垃圾问题的日益严重。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选了一个简便的方法，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向国外输送垃圾。这表面上是一个市场问题，但又不是单纯的市场问题。去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就是垃圾。这种手段不道德，容易引发政治纠纷，而最理想的解决方式是全球各国都应改变生活方式，但在现实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约束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垃圾问题一方面要落实在技术进步上，同时提高环保标准，大家公平地分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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