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困局，寻求技术难题的战略性解答
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每天丢弃的垃圾有多少？有种说法是，如果把全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垃圾车连在一起，可占满整条三环路。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为1.8万吨，而现有处理设施仅有1.2万吨处理能力——京城总共14个垃圾填埋场，全部在超负荷运行。有专家预计，这些填埋场几年之内将全部被填满。
权威人士告诉记者，通常所说的我国1.57亿吨垃圾产生量，实际上是指660个社区城市的垃圾产生量。还有1000多个县城尚未囊括其中；若是把县城垃圾包含进来，大概还要增加0.5亿吨，总数可能达到2.1亿至2.2亿吨数量级。更彻底一些，接着再把二三千个中心城镇的垃圾产生量算入，这个数量大概就要超过2.5亿吨了……“如果我们把农村垃圾全都加进来，中国的垃圾产生量到底有多大呢？”
与此相对应，业内专家表示，我们现在也只是处理了660个社区城市里收集到的垃圾。即使这些垃圾，大体上也只有一半得到有控制的处理……那么，我们是否真的已身陷垃圾围城的困境？这个困境究竟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我们的故事，就从一个此时正焦急等待“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发布的普通北京市民开始吧。
拟建的垃圾焚烧厂困扰邻近居民。在巨量城市垃圾面前，以往处理方式已捉襟见肘。焚烧处理可解决占地问题，却因污染而备受争议
“就一个字，烦！”从夏天尚未到来，记者和黄小山第一次面对面交流，到秋天不知不觉中悄然而至，三个月来，几乎每次交流，这位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律师都会习惯性说出这句话。如今，你只消和黄小山随意聊上10分钟左右，都会以为这是环境工程方面的专业人员。“二恶英”、“焚烧炉”、“资源化利用”……一连串专有名词连珠炮似迸出来。
烦！很烦！只因一样每天都需要打交道的东西——垃圾！
即便当着记者面，嘴上一遍又一遍地宽慰自己，“饭还得吃，觉还得睡，日子照样要过啊”，但总有一片梦魇俨然悬于黄小山的头顶，落又落不下来，消又消不去。这片梦魇已经跟随了黄小山一年多，他向记者坦言，不知道这样的光景还会持续多久。一切，还得从去年此时的一纸环评公示说起。
“不好啦！我们这边要开始建垃圾焚烧厂啦！”去年7月底一天，黄小山的邻居——家住北京城北六环昌平区小汤山镇一别墅区的陈女士，去小汤山镇政府办事。待事情办完，她在镇政府一面很不起眼的墙上，看到一份《北京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此时，距离整个公示期10天期限结束，只有几天时间。这意味着一座号称全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在这里拔地而起。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宜人，小汤山地区已然是多个高档别墅区聚集地。陈女士这次极其偶然的发现，让别墅区里一时炸开了锅。“建垃圾焚烧厂是什么概念啊？就好比立马要在你家隔壁建造公共厕所一样，你能受得了吗？”住在这些高档别墅区里的居民，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体面职业，但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当口，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专家对他们说，垃圾焚烧厂的建设，相比对周围环境与居民的健康的实际影响，在公众社会心理上所造成的负担要远远大得多。即便经过论证，现代大型垃圾焚烧厂可以做到避免臭气释放外溢，二恶英排放浓度也可降低到最低程度。但因垃圾焚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恶名，往往给公众造成了莫大心理负担。
2009年8月，纳帕溪谷、保利垄上、橘郡等几大别墅区的居民们集体要求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事实上，北京小汤山居民反对建造垃圾焚烧厂并非单独个案。2004年8月，重庆市长生桥垃圾填埋场附近村民阻断交通，导致垃圾无法运入。当时，村民们持续堵路，以至于公路迅速被4000吨的垃圾围困，占据了主干道一半。
在日益积聚的城市垃圾产生量面前，以往的垃圾处理方式已是捉襟见肘。焚烧处理因能解决占地问题，逐渐进入实施建造阶段，但却因为居民顾虑污染问题而举步维艰。2009年10月，同样的情景又在江苏省吴江市出现。吴江市318国道平望段发生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事件，已经准备开工的吴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随即停工。11月，广州市的番禺地区又因兴建生活垃圾焚烧厂，发生了市民集体抗议事件。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都认为，垃圾焚烧将产生致癌物质二恶英，强烈要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迁址。此后，该焚烧发电厂也进入缓建阶段。
已经或即将无处掩埋的垃圾，究竟该如何处理？垃圾焚烧厂就真如凶神恶煞一般，难以在城市落地？
国外经验证明，若能注重前端垃圾分类，焚烧并非一种太糟糕的处理方式。严酷情况是——北京市全部14个垃圾填埋场，再过若干年将全部填满
和大多数城市居民一样，黄小山以前从未意识到平日随手扔出家门的生活垃圾的巨大威力。以北京为例，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主要都以垃圾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经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垃圾车收集和运输，最终被运到填埋场……“我听说，北京城里的垃圾车如果连起来成为车队的话，可占满整条三环路。那时，我对垃圾才有了彻头彻尾的恐惧感！”黄小山告诉记者，因为垃圾焚烧厂的问题，他们这些居民都对垃圾问题格外关注，这一年多人人都从各种渠道了解、分析、钻研垃圾处理方式。现在若是来到他们居住的别墅区，连上了年岁的大妈都讲得头头是道了。
黄小山们现在知道垃圾的形势严峻，以1.2万吨的处理能力，来面对眼下每天产生的1.8万吨生活垃圾，北京市的垃圾填埋场始终都在超负荷运行。北京市现有14个垃圾填埋场。在拟建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址不远处，就有一个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堪称14个填埋场里的“龙头老大”——不仅年代最久，而且规模最大。在运行了整整16年后，再过几年，阿苏卫填埋场就会被填满并且关闭。而其他13个垃圾填埋场，再过若干年，也将全部填满。
业内专家很早就指出，如果垃圾不能得到无害化处理，带来的污染可想而知。而填埋的处理方式，对北京市而言也许真的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如果北京市都采取这种混合垃圾填埋的方式，一年将废掉五百亩地，填埋以后这个地也没用了。对北京而言，土地资源稀缺。地不能再糟蹋了啊！”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王维平如是说。
在某种程度上，王维平可以说是黄小山的“贵人”。在一次有关垃圾处理问题的电视节目录制现场，黄小山见到“有些面熟”的王维平。“当时，他主动过来和我攀谈，并交换了名片。”让王维平想不到的是，这次偶然相遇，使此后两人居然有了“马拉松式”交流与沟通。几个月后，黄小山得以成为政府考察团一员赴日本考察垃圾处理，也是王维平一手促成的。
那段时间，黄小山几乎每天傍晚下班后，都要去王维平办公室。垃圾问题成了两人讨论与争执的焦点。是否要建垃圾焚烧厂，如何解决垃圾问题，两人常争得面红耳赤。今年春节前夕，经常“骚扰”王维平的黄小山，意外接到总工程师打来的电话——“我们有个去日本的考察团，你也算是组员之一吧！”这个由市政管委官员、垃圾处理问题专家、中央级媒体记者组成的考察团，有了黄小山这样的市民代表。
从日本考察归来后，黄小山的态度有了微妙转变。回京后，他第一时间和别墅区的居民代表们开了碰头会，分享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在日本，他生平第一次见到垃圾焚烧厂，外形居然像一幢高级写字楼。建造地点相当于北京城里的国贸地区。进厂后，所有人必须换上拖鞋和白大褂……“不是我们怕被垃圾脏着了，而是怕我们把人家焚烧厂给脏着了。如果我家边上造的是这么一个垃圾焚烧厂，我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
更让黄小山惊奇的是，日本垃圾中转站的垃圾分类宣传室内，居然有很多带动漫音乐的智力游戏。小朋友前来参观，若把垃圾分类规定动作做正确了，还会得到小礼物。由此可见，日本民众环保与垃圾分类意识，从娃娃开始就被培养起来了。加上垃圾分选和焚烧的技术相对先进，立法、监督以及相关配套机制完备……“垃圾焚烧看来并不像原先想象得这么可怕，至少在技术上与制度上，是能够做到保障周边居民生活质量的。”黄小山对垃圾处理有了新的理解。
黄小山告诉记者，日本城市居民并不反对垃圾焚烧处理，而是提倡垃圾减量，提倡垃圾的前端分类。“所以，如果能注重前端垃圾分类，也许焚烧并不是一种太糟糕的处理方式？”黄小山和其他居民们在豁然开朗的同时，新的烦恼却又接踵而至……
垃圾前端分类，尚未真正进入生活，这给垃圾焚烧带来了困难。而对垃圾焚烧厂的监管又处于缺位状态——这些才是垃圾难题的重点所在
“垃圾不分类，坚决反对焚烧！”这固然没有错，但黄小山们却有些一厢情愿。尽管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在国内并非是新鲜事儿，在不少地区已有多年尝试。但具体情形大抵是热闹一阵子，最后又不了了之，无法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
在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永丰看来，所谓垃圾分类收集，应该是致力于怎样减少垃圾在收集、运输和处理当中的困难，减少它在收集、运输、处理当中对环境的污染。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把厨余垃圾单独分开。“我们过去总是这样分析，可燃，不可燃；有机，无机；可回收，不可回收……有时，连我们自己都很难搞清楚，更别说让老百姓来一一细心鉴别了。如果把垃圾分成干的和湿的，就很容易区分了！”聂永丰教授举例说，比如厨房垃圾和客厅垃圾、厕所垃圾不要放在一起。这样做的话，就容易辨别，相对更容易分类操作。
“我们的厨余在垃圾总量里所占比例太高，达到50%到70%。由于这部分垃圾容易发臭，对填埋和焚烧都造成了很大困难——这是我国垃圾处理过程中很大的问题！”聂永丰教授说。
据了解，我国厨余垃圾在垃圾总量中比例之高，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罕见。厨余垃圾60%以上是水分，这就使得垃圾热值比较低，焚烧炉温达不到850℃，而低温焚烧正是二恶英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目前所有采取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无一不是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从建设成本到运营维护成本，均非常高昂。我国由于垃圾结构原因，垃圾热值不够，若要避免产生二恶英，就必须在垃圾焚烧时再行添加煤或柴油，这也会增加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
在日本时，黄小山几经辗转，联系到日本垃圾处理专家了解情况。他发现，即使都采用垃圾焚烧技术，日本和中国炉子里的东西却大相径庭。“从整体上看，在日本居住小区内，包括金属类、塑料类、厨余、纸张和布类垃圾，均有不同的回收时间。除了固定回收时间外，都不可随意扔垃圾。具体物品亦有规定。拿一个饮料瓶来说，必须把包装纸撕下来搁在一个垃圾桶里以供回收。”与此同时，由于垃圾分类的推广和普及，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生活垃圾总量逐年下降趋势，这一从源头上解决垃圾问题的健康方式，正是国际上推崇的垃圾处理模式……“但我们离真正做到合理的垃圾分类普及化，还有多远呢？”黄小山脸上显出惆怅。
和垃圾前端分类相比，更令黄小山们担忧的，是对垃圾焚烧厂的监督机制。从日本考察回来后，黄小山对专家们的观点完全信服，只要技术到位、达标排放，确实不会对周边居民产生健康影响……“但如果它没有达标，或者并未按照法规要求去做，不达标的垃圾焚烧厂，谁还能保证不会造成污染吗？”
王维平总工程师坦言，公众所担心的监管不到位，立法有缺位，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诸如，若要建一个垃圾焚烧厂，必须有5个最基本标准：规划选址标准，工程建设标准，工艺设备标准，操作运行标准等……“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严格地按这样的标准运行。”
小汤山镇别墅区的居民们对记者说，垃圾焚烧厂一旦真的建成，恰恰是在能否达标排放的问题上，让人忍不住担忧。有的居民如此质疑，全国已经运营或正准备投入使用的垃圾焚烧厂、垃圾填埋厂，有多少让人真正放心呢？现有的一些垃圾填埋厂都已恶臭熏人，如果依据国家标准建设、严格管理操作，会有这么大面积臭味吗？更进一步说，要是连这些都不能有效改善，你能指望更高端的焚烧技术，在实际运行里就不会降低标准吗？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向记者披露，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目前有80座左右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运行，但针对国内现有垃圾焚烧厂运营情况的调查结果与数据，比如排放水平究竟如何，尚没有系统报告；一直以来，圈内专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也都是国外的数据……
“还是有点烦啊！”此刻，正在等待环评结果的黄小山，在一年多时间里，已基本从自己的律师主业中抽身，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转投在垃圾问题研究上。然而等待着他和周围居民的，仍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
“现在，有相熟的朋友，都开始改口叫我黄垃圾了！”黄小山说，他不介意别人这么称呼他，因为当开始被迫关注垃圾问题时，他发现像他这样的人原来有很多。
他山之石：
德国
德国的经验为：禁止原生垃圾填埋，资源回收+焚烧回收能量+废物填埋处置，是解决生活垃圾难题的最优战略方案。
2009年德国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约为50%。回收利用后，50%的剩余垃圾仍需末端处理。另据统计，自2007年德国经回收利用后残留的城市生活垃圾中，生物处理率为24.07%，焚烧处理率为60.67%，直接填埋率为15.26%。
英国
英国目前使用红、绿和灰色垃圾箱，分类收集管理垃圾。红色垃圾箱用来收集可循环利用垃圾，包括各类废纸；各种包装废物等。绿色垃圾箱用来收集花园废弃物，包括修剪的草和篱笆、未处理的直径达100毫米的木头树枝、一定量草皮和泥土等。灰色垃圾箱用来收集需要焚烧或填埋处理的垃圾。
美国
美国1976年颁布《资源回收利用法》，强调对废弃物加以回收和循环利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建立路边资源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目前，已有44个州制定有关垃圾分类法规。如西雅图市从1988年开始，实施垃圾的路边分类收集，垃圾分可回收垃圾和普通垃圾；洛杉矶市2000年提出垃圾减半目标，开始实行新的垃圾分类收集方法，由原来的两类改为三类：可回收垃圾、生物质垃圾和普通垃圾。
专家解读光靠技术不行，垃圾处理须建立先进管理模式
“在垃圾处理方面，我们既要学习发达国家技术，更应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领域的权威，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永丰表示，单纯从技术上考虑问题，不具备根本性意义，必须从清晰的垃圾管理战略上考虑，系统、全面解决我国“垃圾围城”问题。
世界上处理垃圾的方式种类较多。真正大规模工程应用的主要还是填埋、焚烧以及生物处理这三种方式。事实上，仅采用这些技术，并不足以把垃圾处理问题解决好。而发达国家经验，特别是做得较好的德国经验表明，垃圾处理需要从管理、技术等各方面入手，需要整体的战略规划。
聂永丰教授向记者分析，从管理垃圾的战略层面看，具体有五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优先选择避免产生垃圾或减少垃圾产生量，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垃圾源头减量。这需要人们改变消费模式。比如，如果人们都使用超级市场里洗好的半成品，而非农贸市场上买回来再修剪出来的东西，垃圾产生就会减少等。
第二层次，在垃圾产生后，应尽可能回收利用。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分类收集，把废品回收回来，废品直接就可利用。在这点上，西方废品是从家庭、商店及单位产生以后进入到垃圾中，是在垃圾收集点搞分类收集，把废品回收回来，进入到废品回收体系。剩下的部分，所谓“剩余垃圾”就是其平时处理的部分。
中国的情况和西方国家不同：废品实际上是在产生废品单位内部就被单独分离出来，比如说家庭、商店、学校、机关团体产生的可乐瓶、易拉罐、废纸张等只要有用处，有回收价值、可卖钱，它们就被单独挑出来直接出售。剩下的残余垃圾，集中于各个垃圾收集点，即所谓“生活垃圾”。在尽可能进行回收利用这点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做法相异，但效果则是相同的。
第三层次，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再回收，如果能够利用剩下东西的某些成分，生产和制造其他一些产品，应尽可能加以利用。比如通过生物技术来制造肥料，或通过其他技术来制造建筑材料。
第四层次，若剩余垃圾不能再加以利用，就将其进行“能源化”以回收里面的能源。最主要通过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容易腐烂的是通过生物的办法，就是“发酵”使其产生沼气，这在德国是做得比较好的；另外一种，则通过焚烧的方法回收其能量，同时实现减量化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第五层次，因为到最后总要剩下一部分垃圾，经过前面说的源头避免、减量、回收、直接利用用它来生产某些产品，回收能量以后，垃圾数量会大大减少。同时，这些垃圾性质也更稳定。把这些最后的数量较少的垃圾，再送去填埋就可减少占用土地资源的数量，而在填埋过程中，也不会产生大量难闻气体。雨水进入后，所产生的废水、污染物的浓度也比较低，对环境、人体健康都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障作用。
聂教授强调，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垃圾管理模式的这5个层次中，第一层次是优先选择的，可以按第一层次做，就决不按第二层次执行。从全面管理的视角审视日益严峻的垃圾问题，而非仅仅在垃圾处理的技术层面展开讨论，或许是解决我国的“垃圾围城”问题更为根本和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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