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问题需找到政府治理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点
随着奥运落幕，中国下一个吸引全球关注的国际盛事将是2010年世博会。届时，上海将接过北京的接力棒，代表中国向世界展示另一个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国。然而，此次农药厂除草剂泄漏事件，暴露出上海在环境突发事件中尚缺乏必要的应对机制，治理环境问题还没有找到政府治理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就此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环境科学计量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侯惠奇教授。
《中国经营报》：上海目前的整体环境状况怎样，目前的环境问题都是由工业和汽车尾气造成的吗？
侯惠奇：总体来说，这些年来上海的环境状况在全国来讲还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大气环境，这几年公布的一些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上海都不在内。现在大气治理要求很高，抓废气、粉尘、恶臭污染，粉尘排放执行国家的标准严格到60mg/m3，新车要达到欧Ⅲ排放标准，外环线以内要建成“基本无燃煤区”，外环线以外全面建成“烟尘控制区”。
在固体废物污染方面，上海的环境污染主体已从生产型污染转为生活型污染，这也将成为上海环境建设和保护面临的新课题。目前上海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近两万吨，通常的处理方式有焚烧、粉碎、填埋等方法，还处于低级阶段。
在水环境方面，苏州河综合整治已经到了三期工程，目前对支流也在进行治理。河道里的淤泥很多，富营养化比较严重。除了严格处理工厂排污之外，还要对居民的环保意识进行教育，有的河道污染反弹有居民乱丢生活垃圾的缘故。工业废水顺着排污管道到白龙港、石洞口、竹园三处污水综合处理厂进行处理达标后才能排入长江。废水处理比较强调中水回用，可以用作工业补给水、园林用水等。
业内一些人在讨论现在的厨房油烟气污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废气来源。所以，我感觉环境污染不能完全怪工业，也不能完全怪汽车尾气，社会的每个人都有责任。
《中国经营报》：农药厂气体泄漏，环保部门派出环境检测车，称由于浓度较低，不明气体的性质无法确定。农药厂所在的村子据说是“癌症村”，有很多危险化工企业，你怎么看待这一解释？
侯惠奇：这是可能的。臭气很难测，技术上目前仪器不如鼻子灵敏。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中，还有嗅袋法。对危险化工企业，环保设施应进行常年的检查。为预防环境事故，要有应急设施与措施。此次农药厂气体泄漏应该是没有进行应急处理，才蔓延到市区内。
当地一些污染企业问题可能是长期遗留下来的，环保规划不够，各级政府在落实环保政策方面，经济利益与居民的环保权利孰轻孰重，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可持续发展才是正确的模式。目前强调环境保护问责制，我想这对环保工作有利。
《中国经营报》：上海目前的环境状况离2010年世博会的要求还有多大距离？
侯惠奇：据我了解，目前上海市环保投入基本保持在全市生产总值比值的3%。一些环境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污染物排放强度得到了降低，比如万元生产总值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降低了50%和42%。但是当前的环境状况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环境目标仍有差距。比如，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部分河流依然黑臭，主要空气质量指标仍明显劣于纽约、巴黎、首尔等国际大都市。
这次农药厂除草剂泄漏事件，给世博会的环境保护工作是个警示。提醒政府要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提高对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中国经营报》：对于一些危险性化工企业，北京奥运会的做法是关闭、迁移，上海办世博可否借鉴这样的经验？
侯惠奇：迁在更合适生产的地方是应该的。化学生产原料、制成品是现代生活必需的，但关、迁不是根本。应加强安全措施、环保措施的实施力度。
其实现在上海乃至全国在环保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小企业，资金只有一两百万，如果要求8%的环保投入，10万元左右的费用根本做不了事，有时连买点检测仪器都不够，目前的技术来说至少50万元才行。所以有的中小企业做环保，处理废气直接用最简单最便宜的活性炭过滤，效果肯定不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现在应该特别重视中小企业的环保问题。很少有低投入、低运营成本适合中小企业的环保技术。所以，在废水处理上目前成本低的生物降解仍是主流。
《中国经营报》：环保事业有哪些创新的政策和手段？
侯惠奇：环保具有跨越学科的综合性，使得其自身具有开放性，能够自动向其他领域扩散，也接受其他领域的渗透。而目前国内环保产业的管理模式是延续计划经济时的模式，存在着条块分割和多头管理，缺乏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管理。
最开始环保政策是“政府买单”。政府出钱给企业建环保设施，政府负担重，并使得环保产业市场需求不足。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大原则。在实际过程中，目前全国对废水排放的管理比较严格，有的企业因此只做处理废水，偷偷排放处理难度高又花钱的废气。
在环境费用方面，上海目前每年生活垃圾的运输费就达到了两亿元，现在也有关于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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