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从日本的环境治理中借鉴到什么
对中国的分析从“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快速转变为“末世论”、“这种增长将很快地以灾难结束”。近来，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了末世论的首要论调，理论上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或者是地球环境的影响，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这个国家，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了这些环境问题。
但是“尊敬论”和“末世论”的论调都忽视了中国自二十世纪70年代市场经济自由化开始以来，优秀的先例和改革奋斗的历程都交替引领着中国的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态势和环境情况非常近似于几十年前经济成功发展的日本、韩国、台湾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同他们一样，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采取相类似的对策，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二十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受到恶性通货膨胀和天安门危机事件影响，而在90年代，又深陷于大量不良银行贷款的困扰，并开始承担大规模关闭和出售劣质国有企业的任务。如今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只是一系列反映西方媒体悲观态度的问题之一。事实上，中国成功地战胜了过去的困难，虽然这不能保证可以战胜未来的问题，但中国面临的现状并不是从未发生过的。在其领土东部的一个国家提供了解决平衡发展与环境难题的较优方案，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回首40年
最近的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几乎成为了对日本和韩国所倡导的东亚经济模式的讽刺。投资热潮汹涌澎湃，占据了GDP中资本45%的份额。由家庭、企业和政府所积累的大规模增长迅速储蓄，使得融资变得很容易。一直保持低价值的人民币，仅从2005年开始才被允许谨慎的小幅增值。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建立起来，以保证货币价值低廉，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已经攀升到了GDP的9%以上。
然而对于低成本、货币贬值和高投资模式的成功，中国目前面临着双重挑战。第一个是经济体的震荡，在过去的两年里，从通货紧缩到快速的通货膨胀不仅刺激了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同时也提高了工资水平。第二个是急剧恶化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这主要是由于资源和排放密集型的重工业，如铝，化工，钢铁工业已经主导了国家的经济增长。直到2002年，中国的能源强度（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已经下降了20年。从那时起，伴随着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个数据一直在上升。到2007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者（按照绝对量，而非人均量）
这看上去令人畏惧，但事实上确实如此。这种双重挑战确实与进入70年代的日本惊人的相似。与目前的中国及80年代的韩国相类似，日本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50、60年代，通过投资推动的经济，在1970年占到了GDP的40%。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日元对美元享受着固定的汇率，使得国家的流通货币变得越来越廉价，而日本的工业发展迅速变得非常有竞争力。固定汇率和资本控制妨碍了日本建立了像如今的中国一样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体系。但日本的贸易顺差还是导致了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导致了国内危机。
一些人会回想到70年代初，日本遭遇到的两次冲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问中国和突然放弃固定汇率，使得日本大为震惊并迫使日元迅速升值。而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体系恶化，通货膨胀率上升了25%。而常常被人们忘记的是，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由于重工业的高污染和缺乏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约束，日本的环境急剧恶化。（可以参考Frank Gibney1975年所著的《日本：脆弱的超级强权》）
大多数风景优美的内海被从海岸上工厂里流出的“赤潮”污水无情地污染了，人们对烟雾警报习以为常，接受医院治疗的哮喘病患者越来越多，整个地区关于污染的投诉和请愿，从1966年的20000起，上升到1971年的76000起…。在南方，数以百计的人们因为食用了当地的鱼类而患病，很多人死亡。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北方，工厂超量排放的汞和由镉引起的痛骨病开始在地方蔓延。
有关中国目前的环境情况，也有一本类似的书出版，其中对中国情况的描述如下：
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对待环境保护如同经济增长的大敌一般…，工业化发展导致了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据环保部门讲，三分之一的国土正经历酸雨的考验，七大河流中的水源有近一半是“完全不能用的”…，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呼吸着被污染过的空气…，70%以上的河流和湖泊都被污染了，城市里地下水的90%以上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内容摘自Susan L. Shirk所著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强权》，本书展示了西方人眼中清晰的、脆弱的亚洲强国。）
在日本九州的水俣湾，人们因食用鱼类而患病。在50、60年代，一家叫Chisso的日本公司向海中倾倒甲基水银，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后果影响至今仍未消除。这种由日本三井矿业冶炼产生的镉中毒，能够造成骨痛病。而由昭和电工公司排放的汞超标的污水在日本北方的新泻县造成了水俣病的第二次爆发。
我们注意到，1970年在一个日本城市拍摄的照片——东京、大阪或是北九州，或者任何一个以工业为核心的城市，与今日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和重庆这些城市非常相似。在这些照片中，空气中充斥着烟雾和尘土，蓝色的天空极其罕见。但如果你现在到那些日本的城市去，空气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蓝天不再罕见，人们只有在感冒了才会带上口罩，没有人再试图去污染环境（像他们60年代做的那样），交通警察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职业。
两个原因共同导致日本开始治理空气污染。一是民众抗议，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党，都去向政府施压以改变政策。日本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在70年代初被通过，建立起第一批的环境保护机构。二是宏观经济因素。伴随着石油危机和随后而来的通货膨胀。日元价值开始波动，这些大环境的突然变化，导致日本不得不加大改变产业结构的力度。廉价模式衰败了，在重度污染型工业中的资本投资开始被摒弃。新的税费政策使能源变得更加昂贵。企业开始采用节能和更加高效的技术进行生产，尤其是汽车行业，开始向着清洁型方向发展。电子公司开始受到政府的鼓励，日本斥巨资在高新技术配件产业上，引导了新经济的发展方向。
跟随日本的脚步
通货膨胀和环境抗议的同时发生把日本的工业不可避免地推向高端。这一举措非常成功，进一步导致了十五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一开始，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很艰难的，但日本政府强有力的财政状况能够支持未来十年的赤字增长。
中国能做得一样吗？中国有更大的规模：只有印度可以相近的人口，只有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有可以相比拟的地理面积。这些都使中国的问题看上去比其他国家更让人畏惧。但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大规模的国家环境问题必须用相对应的大量资源去治理它们。中国有很多的机构去执行法律，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安全力量和建立在大量经济盈余基础上的中央政府预算。
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比70年代的日本要轻微得多（中国的通胀率为每年8%，而1974-1975年的日本通胀率为25%）。中国的货币政策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尼克松手中，而环保抗议的压力，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正在增长的都是微乎其微的。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权利分散：中国有优秀的环保法律，但是地方政府一直试图绕过它们。然而，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通过他们的讲话已经显示出，通货膨胀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必须加以解决。政府正在准备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如果这两部分政策都颁布出来，那么两种改变之间将会互相加强。人民币没有快速的升值，货币政策就不会用来应对通过膨胀，而利率就会停留在较低水平。没有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利的更好掌控，环保法律就不会被执行。最重要的是，没有强有力的市场信号，中国低成本、资源（资本）密集型发展的结束，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重工业为主体，最主要的污染者）就不会优化它们的流程，从而走向高端。
如同70年代的日本，中国拥有公共财政的强力优势，能够支持下一步的经济变革并为环境污染买单。也如同快速发展时期的日本，中国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并能够影响到产业重组和发展改革投资。但不同于日本的是，中国可以从世界对气候变化关注的中受益。例如，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而减轻了国内力量造成的对改革的阻力，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回击了环保主义者的反对意见。另外，中国区别于日本的另一特点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政治和政策的高度集中，这导致了中国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可持续发展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终将到来。
注：本文摘自2008年9月《麦肯锡季刊》，作者Bill Emmott是《经济学家》杂志的前任编辑，也是最近出版的书籍《对手：中国、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力量斗争将决定我们的下一个十年》的主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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