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环保专家与2000字意见书
——论广州生活垃圾专家咨询会的得与失
轰轰烈烈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尘埃落定，32位专家意见最终集合在一份近2000字的意见书中。然而，这份尚未全文公之于众的意见书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质疑内容包括垃圾处理优先原则与专家推荐的广州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相矛盾，高度一致的专家意见是否“研讨”成果，咨询会为何不向公众和媒体开放等。此外，意见书对现实问题操作层面究竟有多少指导意义？2000字能否承载此次影响全国的科学决策实践？本报记者进行了综合调查。
为何没有长远建议？
公众质疑专家意见“是否放弃垃圾处理优先原则”
广州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通报会上公布的专家意见书所确定的垃圾管理优先原则是“首先要实行源头减量，尽可能少产生生活垃圾。此外，应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尽可能进行资源回收利用，其中包括尽可能对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进行生物处理。在此基础上，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并回收热能；最后对剩余物进行填埋处置。”但是，最终的结论却是“广州宜采用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为什么不按照优先原则来确定广州的垃圾处理模式？
据记者调查，上世纪80年代德国的垃圾处理危机与我国目前状况相似，“NIMBY”(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在我后院)行为越来越普遍，新的设施无法建设，危机高峰时，没有多余的处理容量，依靠简单的末端治理不能解决危机。德国后来引入可靠的回收和主动减量的管理机制，依靠高效的工艺技术，运营管理设施，通过对废物管理、现代设施和技术的规定，实现了成功的变革。《包装法》(1991年)、《物质循环和废物管理法》(1996年)以及《强制性押金法令》(2003年)等法令的实施，促进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回用。
德国过去15～20年的实践证明，社会废物总量多年来维持平衡甚至下降，经济增长和废物产出之间的必然联系也被打破，1992～2004年间德国经济增长15％，而垃圾量稳定；同时促进了废物流的变化，大量需要处理的垃圾现今更多的是分类收集和回收。
记者认为，考虑到源头减量无法短时间内见效，但广州垃圾处理问题已迫在眉睫，可以理解为什么专家组未将具有最高优先级别的“源头减量”作为建议的重点加以讨论，但是从“专家咨询会”本身的定位和意义出发，专家们应该根据优先原则从长远考虑，给出细化的可持续的建议。
为何意见会高度一致？
对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专家咨询会应该公开、透明，具备一定的公信力
据参与专家咨询会的专家组成员透露，专家意见早在会议之前就已形成初稿，并且两天时间的讨论会，仅“分组就分了一天半”。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意见初稿”客观且与多数专家意见相符合，在讨论时也难以充分发挥专家的主观能动，而只能在既定的条文框架内进行讨论，限制了讨论范围和深入层次。而如果“分组分了一天半”的说法属实，那么，连基本的讨论时间都难以保障，各位专家的意见表达和探讨能否充分呢？
和大部分的专家咨询会一样，此次会议“照例”不向公众和媒体开放。但与之前的大部分专家咨询会不同的背景是，今年1月14日，广州市启动了以“广州垃圾处理，政府问计于民”为主题的公众意见网络征询活动，欢迎专家、学者、市民、网民等社会各界献计献策。而此次咨询会也属于此项活动的一种形式。
对此，网名为巴索的番禺居民质疑说，“既然是问计于民，为什么不向公众开放？专家意见这么高度一致，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是否都有“把脉”能力？
32位专家占有投票席位，但未必真正了解垃圾
根据某网站公布的专家从业信息分析，参与讨论的32位专家，从专业方向涵盖了环境类、能源类、工程类以及地化、气象、生态、机电乃至经济学等多个行业，那么在这些专家汇聚到此次咨询会之前，是否都做了充分的研讨准备工作？这些专家是否对焚烧等多种垃圾处理方式都有所了解并能够提出可行性建议呢？
记者从当地媒体报道了解到，某位研究可再生能源的专家“针对广州人喜欢煲汤、造成餐厨垃圾水分比较多、热值低的特点”，提出垃圾分类的“广州特色”，即把垃圾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毒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四类。这一提议直接将大部分可回收物比如玻璃瓶、塑料瓶等判了“死刑”，显然与垃圾处理优先原则背道而驰。
某位气象学的研究员“从全球变暖的视角解读垃圾处理方式之争”，并认为，“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出发，选择垃圾焚烧较为合理”，其论据是“目前的垃圾填埋场工艺导致产生了大量甲烷，即将成为我国又一大温室气体产生源”。
某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以数字说话，根据模型测算，如果全部采用填埋模式，广州在2015年、2020年、2025年分别需要用地约2979亩、6123 亩和9327亩，将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境。采用经济学的价值补偿标准计算，填埋的成本约为22.5亿元～45亿元，焚烧为18～25亿元”。记者认为，焚烧处理方式节省土地几乎是公认的常识，目前广州已有焚烧厂运行，其“如果全部采用填埋模式”的假设没有任何意义。
如此看来，部分专家似乎不具备为广州垃圾处理“把脉”的作用或能力，但占有投票席位。
另外，某位专家作为某名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对焚烧的态度竟然是“不明”，这使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的记者难以想象。
讨论能否更有建设性？
对于具体建议，需要更细化操作层面的技术指南
“如何加强对垃圾处理的环保监管”是此次咨询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而监管软肋也是公众反对焚烧的重要现实原因。专家组提出，“要增加监管的透明度，建立公众参与、公开监督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探索公众参与垃圾处理过程的监督体制。”
然而这些建议过于宏观，在实际情况下，如何增加监管透明度？如何建立公众参与、公开监督机制？如何保障公众知情权？
虽然广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要引入环保部门进驻现场监督机制，全面提升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营水平。但是，如何保障环保部门摆脱权力干扰和资本抵制的夹击？如何完善相应的监测手段和技术设施？事实上，对于垃圾焚烧的空气污染等问题一直是环保部门的职责范畴，环保部门也并非没有介入和作为，如垃圾焚烧的空气监测，还有垃圾焚烧的立项、环评等。
同时，公众对垃圾焚烧的疑虑和不安，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涉及公共决策是否公开、透明，能否让公众充分参与博弈，参与渠道是否畅通等问题。其根本在于，如何尊重公众意见、消除疑虑和说服公众，使公众对公共决策予以理解、接受和支持，而且这须贯穿决策全过程。
因此，专家咨询会上应该更深入讨论如何建立一整套机制，并为组织方提出可供参考的实施方案，切实推进垃圾处理监管体制的建设。这样一来，“专家意见” 就非区区2000字，而是一项真正的“成果”了。
另一方面，根据相关报道，此次专家咨询会为了说明垃圾焚烧处理技术适合广州，展开了方方面面的论证。但记者认为，过犹不及。垃圾焚烧作为一种成熟的技术，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正如此次专家组组长徐海云所说:“垃圾焚烧是现阶段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但是必须要让公众公开透明地进行监督，如果没有公开透明，在线监测也是效果有限的。”所以，其应用更应侧重于制度建设。
在论证焚烧的同时，部分专家较为片面地否认了其他技术路线(比如资源化利用)的可行性，使整个咨询会缺乏多元化技术路线的研讨氛围；如果广州市完全按照“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模式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那么难以避免会导致处置工艺结构相对简单、粗放，出现其他问题。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大多数专家都是我国垃圾处理研究领域内的佼佼者，此次专家咨询会也开启了公共事业科学决策、公共决策的良好开端。在此后的类似咨询会中，希望组织方和专家组能够更进一层，真正使行业专家成为社会发展的智囊团。
与会专家观点摘要
徐海云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高工
观点:垃圾焚烧必须有公开透明的监督
聂永丰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导
观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了我国采用以焚烧为主
赵章元 中国环科院研究员(退休)
观点:不主张焚烧混合垃圾
施阳 中国城市环卫协会咨询中心总工、教授级高工
观点:引进设备前应考察本土垃圾
刘阳生 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深圳研究生院循环经济重点实验室主任
观点:高温水解实际上是一种伪技术
廖利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观点:填或烧取决于土地资源
白庆中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原副系主任、教授
观点:广州发展垃圾焚烧不可避免，但需要在规划时通盘考虑
郑明辉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观点:取消垃圾焚烧，中国的二恶英并不会明显减少
李国学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教授、博导
观点:分类需要系统科学化，垃圾焚烧上能不能考虑RDF的形式
彭平安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副所长、研究员
观点:二恶英应关注，但是不必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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