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PM2.5，中国还需迈过“三道坎”
以PM2.5为代表的大气污染，已成为威胁我国人民健康、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环境和民生问题。PM2.5治理被纳入各级政府议事日程，一系列治理措施陆续出台。在PM2.5首次被纳入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后，根据相关部署，我国今年将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PM2.5等项目监测，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2016年有望出台PM2.5国家新标准。
PM2.5国家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如何准确、科学、及时地做好PM2.5数据监测？日本又有哪些治理经验值得借鉴？
针对以上问题，记者专访了日本环境监测著名专家纪本岳志。他表示，现阶段中国治理PM2.5，需从标准制定、监测技术、人才培养这三方面入手，结合本国污染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采取针对性强的治理措施。
标准制定要符合本国实际
科技日报：美日等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PM2.5标准，而中国的PM2.5国家标准尚未出台。您认为未来中国制定PM2.5标准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纪本岳志：自从美国于1997年率先制定PM2.5的空气质量标准以来，许多国家都陆续跟进将PM2.5纳入监测指标。如果单纯从保护人类健康的目的出发，各国的标准理应一样，因为制定标准所依据的是相同的科学研究结果。然而，标准的制定还需考虑各国的实际污染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
首先就PM2.5本身来说，中国大气中的PM2.5浓度和成分就与美国、日本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PM2.5的易感性（年龄结构、遗传差异等）也有差别，如欧美国家高龄老年人口较多，易感人群比例相应会高于中国。
其次，PM2.5事件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但实际上也是经济问题。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美国日本都是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现阶段环境问题对其经济社会影响较小，而中国则正处于工业化发展时代，面临的环境压力要大得多。拿资金投入来说，日本治理PM2.5的成本大约是每人每年1000—2000美元，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应该在考虑民众经济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力争做到治理资金利用效率最大化。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谈恋爱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对象一样，中国需要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PM2.5标准，这个标准既要保证居民的身心健康不受威胁，同时也要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治理要从精准测定开始
科技日报：您长期从事PM2.5精准测定技术研究工作，您认为精准测定技术对中国治理PM2.5将会有哪些帮助？
纪本岳志：因为大自然环境的变化有时候是不可预测的，PM2.5的各种化学成分也会因此发生变化，针对不确定性，首先需要精准地测定相关数据。准确的数据不仅能够及时反映PM2.5的小时浓度值，还能精准地对其化学成分进行分析，进而找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和构成，可以为制定PM2.5治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和科学依据。
据我了解，中国目前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对PM2.5展开系统监测，一部分地区的监测数据还是比较粗略，只能监测一日平均浓度值。实际上，中国地域宽广，每个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不一，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域的不同会导致颗粒物成分不同，因此每个地方的监测内容应当有所侧重，这是有针对性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依据。
正因如此，我认为当前中国PM2.5治理即将进入精确测定数据的阶段。借助精准测定技术和仪器，可以对PM2.5进行24小时365天连续不间断监测，在获取精确至每小时浓度值和详细化学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形成治理PM2.5“螺旋式”治理思路，即先精确测定数据，然后进行数据指标的比对，从而找出数据的差异，进而分析其原因，形成治理对策，在进一步的治理过程中，通过更加精确的监测数据，再找出原因，进一步调整治理策略，这样不断循环往复地进行，形成“螺旋结构”防治路线，这对最终的成功治理会有很大的帮助。
专业人才培养刻不容缓
科技日报：对于中国的PM2.5治理，从一名科研人员的角度，您还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纪本岳志：就是前面我一开始提到过的专业研究人才培养问题，中国现在就要重视这个问题。我的一个切身体会是，中国的PM2.5专业研究人才并不多，目前也没有形成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能这与中国在这方面的起步较晚也有一定的关系。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也与我本人的研究经历有关。上世纪70年代我本人曾参与过美国环保总署（EPA）组织的PM2.5切割效率及化学成分分析实验，从那时起我就发现在美国有大量的PM2.5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还取得了世界性的权威研究成果。
比如1973年年底，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发起了著名的“哈佛六城市研究”。这项研究以美国东部6个城市8000居民为样本，对大气中PM2.5浓度对居民死亡的影响进行了长达16年的跟踪观测，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环境毒物和人类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并对1997年美国率先将PM2.5列为检测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研究人员之外，中国目前还亟须大量的PM2.5相关设备仪器维护人才。如果没有这些工程师的存在，监测设备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会影响最终的治理效果。
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专业化人才，更离不开本地化专业人才，我认为，只有这些了解本国实际情况的本地化专业人才参与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中国的PM2.5治理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因此相关人才的培养刻不容缓。我希望今后中日两国政府和环保企业能在这方面开展有效合作，为加强中日科技交流合作、推进双方环保事业发展以及促进中日睦邻友好而共同努力。
日本经验：产学官结合治理不能实行“拿来主义”
科技日报：日本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得中国借鉴？
纪本岳志：日本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四日市哮喘事件，就是因为工厂废气排放引起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升高，从而导致大量哮喘病患者死亡。针对严重的空气污染现状，日本采取了产学官结合一起努力解决的方法。比如在全日本大学设立公害问题学科，将培养出的年轻优秀人才，送到各地方自治体设立的“公害研究所”，以这个研究所为中心，依靠先进的大气监测技术和仪器逐步取得污染情况的测定数据，作为政府和企业的对策依据。
此外，日本政府还注重结合本国实际，有针对地采取一些治理措施。例如日本是岛国，四面临海，空气湿度大，大气环流运动频繁，研究人员就利用这个自然条件，顺着风向追溯污染源的方位，甚至还可以定位造成污染的工厂具体位置，与此配合的是把工厂烟囱升高，借助风力减轻地域的污染，将大气污染物排放到广阔的太平洋上使之稀释扩散。
再比如，PM2.5气溶胶的一个主要成分是硫酸离子，硫酸离子的主要来源是工厂排出的二氧化硫。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石油的价格比煤炭要便宜，一桶油只要2美元，因此政府全部停止了煤炭的使用，并将之转化为石油资源。通过“煤变油”，大大消减了二氧化硫的产生，大气污染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在借鉴他国的治理经验上，很显然，并不能实行完全的“拿来主义”，需要从自身的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采取治理措施。例如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以及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升高烟囱的和“煤变油”这些具体做法无法在中国实现，但日本注重产学官结合的治理思路以及重视相关人才培养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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