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输出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展模式？
现在很多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就是因为政府集权，执行力强，他们决定了要发展新能源，所以新能源发展起来，其实这是误解。亚行能源委员会主席“现在很多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就是因为政府集权，执行力强，他们决定了要发展新能源，所以新能源发展起来，其实这是误解。”
亚行能源委员会主席翟永平告诉谢丹，中国在清洁能源发展领域已成为了“南北对话”中经济技术合作的中转站。
近年来，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有趣的是，国内和国际社会对这一新产业的评价也开始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国内，往往批评该产业盲目扩张和污染，但在其他国家眼里，却往往是大加赞赏。作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和援助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曾对中国风电、太阳能、地热能、清洁煤、碳捕捉、工业节能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大量投资支持。亚行能源委员会主席翟永平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输出清洁能源发展模式。
谢丹：今年初，美国商务部刚公布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反补贴的初裁税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是否会影响亚行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支持？
翟永平：没有影响。如果你查亚行的投资记录，我们确实支持过中国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但这几年亚行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越来越少。2011年，亚行仅对印度的能源投资就达14亿美元，对中国呢？加上道路、交通、农业、城市发展等全部投资也就是这个数。
现在，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大的受援方变成了知识输出方，资金技术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点，大家都意识到了中国的经验，最典型的是中国新能源工业的快速发展，令大家刮目相看，所以很难说我们现在还给中国投资新能源。
谢丹：据你了解，现在亚洲其他国家是如何看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
翟永平：美国的“双反”调查其实已经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很关心中国怎么能这么快把新能源的成本降下来。这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其他行业普遍提及的劳动力成本原因，因为我所见到的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得多，他们也没做到，所以一定有别的因素。
谢丹：你认为中国能做到的原因是什么？
翟永平：现在很多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就是因为政府集权，执行力强，他们决定了要发展新能源，所以新能源发展起来，其实这是误解，为什么异军突起的不是别的产业？这不是政府一声号令要做就做得出来的，而是这么多民企看到市场机遇自己走进来的，比如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太阳能业界肯定体会最深。另外，中国本身的市场规模，也是其他国家无法复制的。
我是一个坚定的“南南合作”者(即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希望中国的这种经验和模式可以在其他国家推广。
谢丹：“南南合作”中，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翟永平：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的过程中，现在很多跨国公司、国际机构想直接跟越南合作，但做不到，因为它没有中国的优势。现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得通过和中国合作，先在中国消化吸收，借助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研发能力，进一步把成本降下来之后，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再跟中国合作。即可先“南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然后再“南南合作”，中国成为了中转站。
谢丹：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存在哪些问题？
翟永平：中国模式不成功的部分就是用硬性的行政指标来达到目标，最典型就是为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而拉闸限电，中国的优势和劣势同时体现在了这一件事情上。我非常担心“十二五”期间，分指标继续执行，最后又出现这种简单粗暴方式。
这点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习，如何用市场的方式实现节能减排？印度也有对各个邦、州的新能源发展指标，但印度从来没有用过行政方式，如果你做不到怎么办？如果其他邦的新能源发展比较快你可以去买。现在中国也在试点碳排放交易，但我觉得说得多，做得慢，在这点上并没体现中国说做就做的优势。
谢丹：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风电等产业的产能过剩，你如何理解这种盲目扩张现象？
翟永平：我去开全球风电的会、生物质能的会、太阳能的会，大家都说自己是最重要的、潜力最大的能源利用形式，但政府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清楚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世界各个国家在给自己设一个清洁能源前景的上限同时，还需在这个上限之内理性地发展。
当下，传统能源毕竟是传统能源，新能源利益集团应该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能够占到能源利用比重的5%就做5%，跟传统能源要包容性发展。事实上，每一次新能源技术进步带来成本降低的同时，传统能源技术也在进步，它们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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