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修复需用重典（新论）
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发生在武汉赫山的“毒地”事件，污染深度最高达9米，修复成本预计达2.8亿元，“解毒”过程非常艰难。
目前我国受污染的土壤状况令人忧虑，污染类型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有机物污染等，毒地问题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啃的硬骨头。环境保护，如何化为有效行动？治理污染，法律如何更好落地？我们邀请环境法专家汪劲，解读相关问题。
――编 者
赫山的毒地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纵向看，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土壤污染事件就时有发生；横向看，“毒地”只是我国诸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中的一种。“毒水”、“毒气”、“毒渣”等污染问题，我们更耳熟能详。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这是破解当下“毒地困境”的有效策略。赫山的“毒地”事件，正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要求，具体落实到土壤环境保护及其污染治理和修复上来。
其实，即使看不到土壤污染普查信息，但从此起彼伏的相关新闻，也可推断当下中国土壤污染的严重程度，因此也可理解政府和社会对保护土壤环境、治理土壤污染的迫切需求和深切关注。要有效治理土壤污染，应当从有效立法和严格执行两个环节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
实际上，我国政府关注环境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的时机，并不算晚。上世纪70年代末法治建设恢复时期，首批制定的9部法律中，就有《环境保护法（试行）》。而今天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数量也占国家法律总数的1/10强。不过，我们的环境状况并未因大量立法而得到改善。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环境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是环境执法的基础，而法律不折不扣地在实践中得以执行比制度规定本身更为重要。
有效的制度设计，首先是国家立法机关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向，尽快制定保护土壤环境的法律，包括应对与减轻、消除土壤污染和修复污染损害的内容。其次，在立法过程中必须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因部门利益之争，导致一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不能写进法律，或者受到法外因素制约。最后，按照“污染者负担原则”将修复受污染土壤环境作为企业的法定义务，明确企业和政府有关土壤环境保护与修复清污的责任。
十八大报告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从破解“毒地困境”的法律需求分析，我们的工作，既包括如何预防新 “毒地”出现，也包括如何治理现有“毒地”和救济“毒地”损害。
严格执法的制度设计，需要各级党政机关在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机构体制改革上下功夫，一是结合大部制改革，重新构建统筹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决策机制，强化环保部门统一实施土壤环境监管的职权；二是切实将预防环境风险的制度措施，作为新改扩建项目的决策依据，绝不能让今天落成的招商引资项目成为未来“毒地”的制造者；三是切实将排污不再超标，作为企业行为合法的底线，严格环境违法制裁措施，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使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和固体废物不再成为酿造“毒地”的二次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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