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时评：冷静看待雾霾现象
近期，我国北方部分城市和地区严重的雾霾现象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环境保护、能源消费以及它们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些讨论认为，应该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提高环境保护标准并研拟对能源消费征收环境税。笔者认为，对于环境污染的讨论，不应当仅停留在对“碧水蓝天”的渴望上。讨论环境政策，要建立在对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上来，“美丽中国”既不能过度牺牲环境换取一时经济利益，也不能过度强调环境保护而错失发展机会。
环境不仅仅是人们一般认识上的生活生态环境，实际上环境对污染物的容量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往往通过政府制定环境标准、环境违法罚款和环境保护和修复投入等体现。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既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与环境资源稀缺性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这个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方向。环境价格是影响国际市场分工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指标。
一般而言，环境价格和当地的发展水平和污染容纳能力等因素有关。经济发达、居民收入高的地区往往环境定价水平也较高。发展滞后、人民贫穷、就业压力大、环境敏感度不高的地区，环境资源就不那么稀缺，环境价格相对就较低。而这种较低的环境价格，也和低人力资本等成为这些欠发达地区或后发展地区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获得产业转移和发展的机会。虽然污染造成了损失，但当地民众也能够通过经济发展获得的其他方面的福利提升得到补偿。
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大气污染还是水污染，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养殖等直接造成的非点源污染和为满足居民工作生活需要产生的点源污染（如供电供暖的排放），在污染中占了非常重的比重。因此，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不仅仅是污染的受害者，还是造成污染的责任人和造成污染的经济发展的直接受益人。
所以，并不是有污染就是不好的、就是负面的。只要造成污染的经济发展给居民带来的福利增加能够弥补污染带来的损失，那么一定程度的污染甚至是有效率的。所以，出现了雾霾天气、水华暴发不一定意味着我国的污染水平过度了、环保水平不足；更不能因为城市大气污染、城市用水质量等较易受到媒体重视，就判断我国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投入不够。事实上，一些其他问题，比如农村环境保护，不见得不比城市雾霾的问题更需要政策倾斜和更多资源投入。环境标准和政策的制定、环境资源的划分，要更为科学和服从经济规律，而不宜受舆论影响太严重。
就如何提高能源消费成本以减少能源消耗，有很多声音。对此，笔者认为要分别对待。首先通过电价上涨遏制电力消费的提法，笔者持非常保守的态度。第一，对电价敏感的群体往往是中低收入族群，电价的波动对他们造成的福利损失要远远高于对高收入阶层造成的影响；而电价波动对高收入阶层节电的激励效果非常有限，这已经广泛被证实了。第二，电价的浮动，不仅会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还会对就业、物价造成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因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等不同，比如最新的研究就指出，同样是征收15美元每吨的碳税，在美国，对加州大约会造成失业率上升0.3%（四千多个工作机会），但在俄亥俄州，失业率却会大涨3.8%（两万多个工作机会）。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制造业等能源密集型产业对解决就业问题非常重要，电价的浮动或者对电价征收环境税，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危害不仅是严重的，也是因区域不同的。
与电不同，对交通用油，特别是乘用车用油征收污染税，则显得十分必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私家车的群体大多是中高收入阶层，他们对汽油环境税的敏感度比对电价的敏感度高。同时，以我国较为紧密的城市结构和发达的公交系统，遏制通勤用私家用车的消费是必要的。与对电力征收环境税相比，对汽油征收环境税不仅对中下阶层产生的负面影响小、政府需要支出的补贴少，在环境保护方面，或许也更有效。这是因为私用车使用对价格的弹性，要小于电力消费的价格弹性。 但是要特别指出，征收汽油环境税也必须配套有对公交体系的补贴、相应的取消和减免运输业其他税赋等配套政策，降低征税对福利的影响和对特定市场的扭曲。
总之，环境问题的管理及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就业压力和生态敏感程度等问题。管理对象的选取和政策工具的选用，要仔细分析管制的费用效益，设计最有效的政策，让有限的环境保护资源投入产生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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