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三湖”的“水清”预计要到2020年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水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水将继续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对本报记者表示。
国家已于2006年启动《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该专项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孟伟为该专项的技术总师。水专项实施六年左右投入资金共百亿。
孟伟从2006年开始主持“三河三湖”（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巢湖、滇池）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的科技重大工程。“三河三湖”的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体制和科技的障碍依然很多，水环境初步改善至少要等到2020年。
辽河治理难点：氨氮
600多平方公里，都归辽河管理局管，减少交叉扯皮。
《21世纪》：您曾经提到，2012年年底，辽河已宣布摘去重污染的帽子，这意味着现在不管是干流还是支流，全部消除V类。
孟伟：辽河的治理取得一些明显进展，它的污染负荷小了，水质的COD指数明显改善。在监测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更为直观的表征。去年我们两次在辽河抓到了刀鲚，刀鲚对水质有严格的要求，已经消失好几年，现在回来了。说明它对水质能接受了。
《21世纪》：您认为，辽河为什么能摘去重污染的帽子？
孟伟：首先是政府重视。国家要求它尽快摘帽，从2012年开始每年提供40亿的专项资金支持。我估计，辽河的治理前后花了几百亿。
其次，辽宁先后出出台了《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12部地方性法规，及《辽宁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等地方政府规章，颁布了严于国家标准的《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其中COD的标准比国家标准严一倍。
第三，以流域水污染治理带动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优化，推动造纸等产业规模化、集聚化。辽宁省环保厅老厅长王秉杰之前做过一个测算，说全省几百个造纸厂真正给辽宁创造了1%左右的GDP，但是它造成的污染，是你花好几倍的钱也解决不了。所以，下决心把大部分小造纸厂都关闭，优化升级改造骨干企业，既不影响辽宁的经济主体，也提高了治污的效果。
第四，在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在“三河”里面率先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即辽河管理局。它在体制上整合了水利、环保、林业、农业、国土等职能，直属省政府，与其他相关机构平行。只要在辽河的保护区范围之内，600多平方公里，都归辽河管理局管，减少交叉扯皮。
《21世纪》：辽河摘掉重度污染的帽子，现在能说它的治理成功了吗？如何防止其水质出现反弹？
孟伟：辽河的治理，只是阶段性成果。现在说摘帽，摘的是COD的帽。辽河干流和支流的C0D已全部消除了劣V类，有些河段已达到类或类，整个辽河的COD有望在2015年全线达到四类。但是现在控制断面的氨氮达标的时间段只有30-50%之间，这也是“十二五”期间治理辽河的最严重挑战。
当然，当氨氮达标后，会不会出现其他污染物？所以我们认为不能这样无限制地从两个指标到四个指标，在治理规划中以流域水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对辽河进行综合治理。
流域治理挑战：区域协调
管理体制上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模式？
《21世纪》：在辽河之外，您如何看待海河和淮河的治理效果？
孟伟：海河的污染，主要与海河流域水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有关，这是海河环境问题演化的一个根本症结。如果说海河流域一年有200亿立方以上的产水能力，但是现在大部分都让上游的水库截住了，下不来了。这些水下不来，河道都干枯，干枯以后我们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在经过处理后，排放到了海河下游。因此，河道里面是径流很少，以污水为主，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生态系统当然大幅度退化。
再说淮河。淮河发源于湖北省和河南省交界桐柏山，东流经豫、皖、苏三省。我们选择占整个淮河污染负荷的70%的沙颖河作为综合示范的重点，又选择占沙颖河污染负荷70%的贾鲁河作为重点。我们集中力量去解决它的味精、印染、化工等重污染源，“十一五”期间，在关键技术做了很多突破上，也形成一些示范工程。河南省对此非常重视，高度支持，在地方经费匹配落实上也非常到位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模式走下去，淮河流域在“十二五”期间也会有所改善。
《21世纪》：从“三河”的治理来看，您觉得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孟伟：辽河治理得相对较好，为什么？因为它主要矛盾是在辽宁，内蒙和吉林对它的影响很小，地区之间的矛盾不突出。而淮河和海河就不一样，它涉及到区域协调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管理体制上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现在是九龙治水，这种模式是要调整的，如何推动各个部门去形成合力？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三湖”治理经验：不能头疼医头
治理湖泊时，一定要从流域出发。
《21世纪》：您如何评价过去二十年“三湖”治理的进展？
孟伟：刚才散会的时候，江苏省环保厅厅长告诉我，昨天习近平同志到江苏省代表团，要求江苏省率先建设生态文明。在江苏，生态文明一个重要的工作对象就是太湖。2007年发生了太湖蓝藻事件，影响了饮用水，引发各个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江苏已经采取了结构减排、管理减排和技术减排的措施，不管是城市污水还是工业污水，排放污染的压力减轻了。所以，现在湖泊富营养化发生蓝藻水化的面积，在2012年就是900平方米左右，而污染持续的时间也缩短了。
再说滇池，昆明市政府采取了“四退三还”（退塘、退田、退房、退人，还湖、还林、还湿地）等措施，明显见效，我去滇池，现在看到的情形和七八年前看到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虽然仍是重度富营养化，在三湖里面也是最严重的，但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据了解，滇池的富营养化水平趋向中级水平。
巢湖方面，东巢湖是饮用水源地，当地人们比较好地保护了它的水质，我们也研发出了应急状态下的应对技术。“十二五”期间，治理的重点在西巢湖，我认为应重点控制入湖的河流水质，才能保障西巢湖的水质安全。
《21世纪》：从“三湖”的治理来看，您认为我们存在哪些经验教训？
孟伟：最好的经验就是流域系统控制，进行全流域的绿色建设。第一，在上游实施水源涵养，就像在滇池的苍山十八溪，要让它清水产流入湖。第二，入湖河流的水质要强化控制，包括点源和面源治理。第三建设湖滨带湿地，所谓湖滨带这是水和陆地交接的界面，因为湖泊也需要呼吸，也需要代谢，这种生态修复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水体里面的氮和磷的内负荷要进一步减少。
在治理湖泊时，一定要从流域出发，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我希望把这种治理的经验、机制和模式，固化成我们的制度，上升为我们的法律，通过这种固化来实现对实践的带动和突破，否则行政上的扯皮将导致我们的治理效果出现反复。
《21世纪》：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三河三湖”中的污染物种类是否有一些明显的变化？这对我们的环境和健康将产生哪些影响？
孟伟：我认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没有显的有本质性的变化，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河流，污染物主要是COD和氨氮；在湖泊，污染物主要是氮和磷。
不过，我们的污染防治形势很复杂。以氮、磷、重金属等为代表的传统污染物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在某些地区污染形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时，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为代表的新型污染物正在持续进入水环境中，与传统污染物共同构成复杂的复合污染体系。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长时间、低剂量的有机污染物的暴露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020年水环境初步改善
不跟质量挂钩，容易出现地方在数据上做文章的现象。
《21世纪》：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我国的水环境进入一个矛盾的集中爆发期。那么您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将在什么时候出现？我国的河流和湖的水质改善的拐点，将出现在什么时期？
孟伟：我2006年曾经访问过德国，去参观了波登湖（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由三国共同管理）。我经常用波登湖的例子，说明水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1951 年，波登湖的磷含量为10毫克/立方米，到1981年退化到90毫克/立方米，水质低于类了，前后大概用了30年时间。波登湖，已由一个草型湖泊变成了藻型湖泊。这时，欧盟开始重视莱茵河的水体保护，并出台了《欧盟水框架指令》，要求修复欧洲大陆的水生态系统，到2013年完成一个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国家报告。不过，到2006年，波登湖中磷的含量基本上达到了8毫克/立方米，这意味着水质已经在类以上。换句说，波登河的污染退化经历了30年，而修复的过程又花了近30年。
我认为，我国河流湖泊水环境最糟糕的时期已过去了，2005年松花江污染和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件，应该是水环境污染积累爆发后达到的一个顶点。当我们经历了这种大河大湖的污染突发事件，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相比波登湖花了三十年进行水质修复而言，我觉得，全国水环境质量改善的时间可能要短一些，大概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有后发优势，我们的重大水专项的成果，已在辽河和太湖领域应用，并显现效果。我们也在探索流域的综合控制和质量管理，并有望形成自己的体系，但必须看到，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重化工化的趋势还未完全扭转，所以水质改善的压力依然很大。
因此，我认为，到2020年，水环境有望初步改善，主要污染物得到控制，有毒有害污染物初步控制，50%以上地表水体达到三类水标准；到2030年，水生态系统健康基本恢复，达到美国2000年水环境质量水平；常规污染物、总氮、总磷及有毒有害污染物基本得到控制；基本消除地表水劣五类水体，80%以上地表水体达到三类水标准。
《21世纪》：就未来的河流湖泊治理，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孟伟：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并落到实处。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还是坚持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而无视环境的约束，我觉得我们的环境治理就会失败。
第二，我觉得还得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我呼吁，应该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单靠政策和规划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法律的约束，水环境的形势不可能长治久安。
第三，我们要把保护和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三河三湖”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这个教训是惨痛的。其它还未污染的湖泊，我们要赶紧保护起来，走出一条“先保护、少治理”的新路。
此外，我们在理念上，实现由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向质量管理转变。否则天天总量减排，不跟质量挂钩，容易出现地方在数据上做文章的现象，实际效果也很有限。如果实施质量管理，那么将会迫使地方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提高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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