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
去年以来，雾霾天气共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52年来之最。10月18日开始，哈尔滨市持续出现一周的严重雾霾天气，社会各界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呼声日益高涨，环境污染治理刻不容缓。造成雾霾天气的主要成因，是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尽合理造成的，其根源还在于过渡依赖化石能源。从当前和长远考虑，治理雾霾应坚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
一、坚持标本兼治，这是治理雾霾的艰巨性决定的。发达国家雾霾高发时期，主要特征是煤炭占能源结构比例很高。其治理雾霾的经验也说明，有效治理雾霾需要尽快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将煤炭占能源结构比例降低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对于我国来说，目前短期内调整能源结构难度比较大，因为一旦考虑到满足能源需求增长和能源成本，对煤炭的资源替代就是个大问题。我国特别是我省水电受到潜能限制;清洁能源如风电太阳能基数太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改善能源结构的作用很小;核电可以大规模替代煤炭，但需要比较长的建设期，对地质构造的要求也高;相对清洁的天然气近五年或许可以替代5个百分点的煤炭，但如果非常规天然气如煤层气和页岩气没有大规模商业开发，由于国内天然气资源储量小和对外依存高，进一步替代煤炭有困难;石油价格昂贵而且对外依存已经接近60%。因此，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能源结构彻底调整的情况下，在治理雾霾的路径选择上，必须坚持标本兼治。
第一，必须从“治标”入手，减轻雾霾影响的现实压力。我国冬季特别是北方地区进入采暖期后，季节性燃煤造成污染物排放量剧增，造成部分地区雾霾天气频发。为此，各级环保、质监等部门应协同配合，加强煤炭质量检测，严控高硫份、高灰份煤炭生产和使用。大幅压减耗煤项目生产规模，支持电厂等耗煤大户冬季采取“限煤量、限煤质、限排放”等措施。应定期公开企业用煤量、煤质、治污设施运行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等信息。应实行洁净煤炭集中统一配送，解决农村和远郊地区原煤散烧污染问题。同时，在全省大中城市冬季采暖，应大力推广集中供热，不断提高集中供热比例。
第二，必须从“治本”着眼，源头严控和根治雾霾天气。改善空气质量，需要从源头抓起。雾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气污染物的粗放式排放。减少污染源，削减大气污染物是解决雾霾的根本之道。根治雾霾天气，必须转变以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调整，淘汰重度污染企业。我国能源结构不尽合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首先，要提高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水平，减少煤炭消耗量，将煤炭生产和消费量控制在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煤炭总量控制应坚持供应端和需求端并重，在供应端，要以土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为依据，确定开发上限规模;在消费端，要提高煤转电、煤转气比重，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水平。其次，要抓住国际市场机遇进口天然气，同时加快国内天然气开发，提升天然气利用规模。能源消费需要“控总量、调结构、保安全”，当务之急是政府、企业、公民“同呼吸、共奋斗”，大力发展以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推行“以气代煤”、“以气代油”，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再次，要加快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及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提高非化石能源的结构比例。从改进能源结构和治理大气污染角度出发，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清洁发展的必由之路。需要改变过去强调集中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思路，实行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推行节能调度和绿色调度，保障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优先上网，有效减少弃风和窝电现象。同时，结合目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应加速城镇清洁能源体系建设，加快在大中型城市淘汰用煤，将清洁能源作为城镇能源的首选。加快推进绿色建筑行动，创新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提升公交比重和综合效率，推进中小城镇和农村能源清洁化利用。
二、坚持多措并举，这是治理雾霾的复杂性决定的。我国目前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是发达国家近百年来经历的大气污染问题的集中体现，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在国际上未有先例，没有成熟的控制经验可以借鉴。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就各级政府而言，关键是要突出政策调控和依法治理等综合措施。
第一，应注重改革创新，完善相关机制问题。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支持应向科技引领倾斜。减排氮氧化物是治理大气雾霾污染的关键措施。要用科技创新引领氮氧化物减排，加强新技术、新工艺的攻关研究。应破除“大锅饭”的做法，逐步压缩综合排放标准，推动行业污染排放标准的重新修订，提高污染治理的针对性。同时要提高监测水平，完善监测项目种类，对多种数据实时分析，增强数据敏感度，及时发现可能产生重度灰霾的天气情况。另一方面，应抓紧完善经济政策和价格税收体系。尽早采取措施，完善环境、金融、税收等经济政策,充分运用经济杠杆作用。要制定总体行动目标和路线图，完善环境经济政策，逐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税收金融体系。通过透明的财政补贴政策，使能源结构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倾斜。要推进煤炭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加大煤炭资源税的征收力度，有效推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完善经济政策过程中要注重改革创新，既要有激励措施，也要有约束手段，以解决相关主体的主动性问题。对能效、排污强度达到“领跑者”标准的企业应给予鼓励，同时应严格限制环境违法企业贷款和上市融资，引导银行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项目的信贷支持。
第二，应注重依法治理，强化法律法规建设。整治环境必须实行规则治理。规则是社会管理的组成基础，也是法治社会的核心立足点。这也是发达国家应对环境保护的挑战的通用做法和成功经验。20世纪四五十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伦敦烟雾等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空气污染管制法》，英国出台了《清洁空气法》。建议国家针对工业化进程加快出现的复合型大气污染等现实问题，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在规则修订的过程中，也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刚性约束原则。环境问题大多是长期累积而成的，整治起来都将面临重重阻力和障碍。规则必须具备足够的刚性条款，足以压制利益关联方的意见和不满。规则内容应该更多一些“不得”、“禁止”和“应当”，少一点“可以”，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行为主体的转圜余地，达到逼到墙角不松手的治理效果。二是强大执行力原则。整治环境问题，相关规则具备了刚性条款也仅仅属于硬件齐备，关键还要有强大的执行力度。在法治发展进程中，最容易出现的症结就在于逃避处罚。依法处罚一旦成空，整个法律体系都将集体失语。三是民众参与原则。目前各地与环境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群众在公共决策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导致一些公共决策的认可程度不高，落实中遇到的阻力较大。因此，相关规则应明确宣告公民的环境权，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鼓励社会组织承担环境责任，参与环境保护。
总之，雾霾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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