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重霾：雾锁中国，我们究竟能做什么?
爆表！爆表！爆表！元宵节以来的３天中，北京市空气中ＰＭ２．５浓度始终保持着这样的节奏。同时，我国３３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
前所未有的严重雾霾天气，已不是大自然再次敲响的警钟，而是一次更加严厉的惩罚。
雾锁中国，我们究竟能做什么？
谁是雾霾“真凶”？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仁建发布的一篇研究论文称汽车尾气对北京ＰＭ２．５的贡献不足４％，引发社会广泛争论。尽管中科院很快作出回应，称研究严重低估城市机动车排放对ＰＭ２．５贡献率。
但该研究再次引燃雾霾频发一年多来始终未能解开的成因之惑。到底谁是雾霾“真凶”？
“中科院的这项研究只是众多研究中的一项，每个研究都有其特定的条件。目前关于雾霾成因的研究仍在进行中，希望公众能够理性看待某个特定的研究结果，不要绝对化，更不要与其他研究相对立。”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坦言，底数不清、机理不明、技术不足是制约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瓶颈之一。
“公众要理性看待数据，科学家更应理性一点。我们对治理的过程一直在跟进，现在的工业布局也在发生变化。”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敏说，ＰＭ２．５的来源是呈现多样性和变化的。方法上，做雾霾源解析应多用几种方法，发挥各种方法的优势。时间上，需要一年以上的监测，获取大量的监测信息，做大量的污染源分析，还要有一定的研究模型。同样监测点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不容忽视的一个现状是，我国目前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是发达国家近百年来经历的大气污染问题的集中体现，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在国际上未有先例，也没有成熟的控制经验可以借鉴。
环保部已开始“出手”污染源解析。根据安排，到２０１４年６月底前，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个城市将首先完成污染源解析的初步结果，到２０１４年年底，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区域完成污染源解析的初步工作，解析结果将适时向公众公布。
“限”“堵”手段，权宜之计还是治本之策？
以“大气污染国十条”的发布为标志，中国扣响了向ＰＭ２．５宣战的“发令枪”，全面打响呼吸保卫战。
然而，不断强化的以“限”为关键字眼的治理手段背后，是公众越来越强烈的质疑——这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治本之策？
２０１４年起，继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后，天津市开始实施汽车限购政策。
郝吉明说，关于雾霾成因的研究基本认可了机动车污染在千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贡献。在这类城市中，机动车保有量、使用频率以及密集度都很高，机动车污染贡献占据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控制汽车总量不仅是控制机动车污染的一招，也与缓解交通拥堵、保障能源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导向相关。
“但必须认识到，在行政手段之外，以经济和市场手段促进机动车管理乃至整个雾霾治理仍有很大空间。”郝吉明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说，北京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尚未形成，道路设计不够合理，车流主要集中在大路上，而作为疏解交通毛细血管的小路却发展不够充分。
“拥挤的人口、拥堵的交通、输入性生活消费、脆弱的环境自净力，再加上城市本身的热岛效应，如果防控措施跟不上，城市环境必然日益恶化。”林家彬说。
雾霾频发的背后，是亟待转型升级的产业结构、亟须调整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亟待改变的生活生产方式。
以汽车尾气治理为例，相对于私家车，公共交通在环保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２０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日本重视依靠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副中心发展，经过多年建设，在早高峰时的市中心区，有９１％的人乘坐轨道交通工具。
显然，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给市民公交充分尊严，要比单纯“限购”“限行”更能治本。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说，便宜、便利、有尊严的公共交通系统是多数人冷落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主要原因。
“探索雾霾治理之路，简单的‘堵’或‘限’已难以应对。这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实现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的提高。”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说。
破解“雾霾”困局，你我共同的责任
面对频发的雾霾，有网民调侃说，在ＰＭ２．５面前，人人平等。而无法忽略的另一面，是每一脚油门、每一根燃烧的秸秆、每一串红红火火的爆竹背后，都有我们对ＰＭ２．５的“贡献”。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从生态文明的关注，到政绩考核体系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动力前所未有地增强。而另一方面，每一位公众在这场“呼吸保卫战”中的主动性能否充分调动，仍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我国推动环保的动力更多来源于上级机关，是自上而下的。而国际经验表明，自下而上的动力来源在环保治理中效果更加明显。”林家彬指出。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强调：“各级政府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治霾手段，驱动治霾的努力成为每个个体自觉的行为。”
在这场大气保卫战中，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我国已着手建立区域协作联动机制，在全社会树立同呼吸、共奋斗、大气污染防治人人有责的行为准则，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只有每个人各尽其责、各尽其能、各尽其力，环保事业才能在潺潺细水汇聚成的巨大洪流中持续向前。”
“中国式治霾”：能否做到霾开雾散？
当节日喜庆的硝烟散尽，全国多地却仍笼罩在阴沉的雾霾之中。
重重雾霾加重了人们的疑虑－－从“洒水抑尘”到“停工停课”，从“雾霾罚单”到“免职开除”，各地治理雾霾的措施多样、语态坚决，为何效果并不明显？政策在落实中又遭遇了哪些尴尬与问题？突破“十面霾伏”的症结何在？
“尴尬”的应急措施
当雾霾袭来时，为什么孩子还在上课？当ＰＭ２．５爆表时，为什么企业却置之度外？面对民间的质疑，官方解释是，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
近日，环保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也出台或制订空气污染应急预案。《福建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上报福建省政府。辽宁的省级及各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也已编制完成。
然而，各地的应急措施在操作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尴尬”。记者在雾霾天采访时了解到，对于“提醒性、建议性”的“蓝色预警”应急措施，很多人既不了解其具体内容，也无法真正按照建议“减少户外活动”。
上海市尽管已发布《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重污染应急方案（暂行）》，但关于雾霾严重时，学校是否需要停课，目前并没有明确规定。对此，上海市教委官方微博表示，这是出于综合因素的考虑，并不能说停就停。因为“决定何时停课应综合考虑家长接送、学生的家庭照看和上下学路途安全等因素”。
面对重度雾霾突袭，不少城市甚至还没有相关应急预案。一些已制订预案的城市也并未及时启动，造成有预案不“应急”、有应急无“预案”的尴尬局面。
“一些地方发生过环保部门提出执行应急措施，但最终未能执行的‘尴尬’。”环保人士马军说，对空气污染指数的预判和大规模应急措施联系在一起，对政府部门的执行能力、协作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艰难的“治本”之道
２月１４日，《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发布，通过六项治本措施防治大气污染，力争到２０１７年珠三角区域ＰＭ２．５年均浓度在全国重点控制区域率先达标。
面对反复来袭的雾霾污染，“应急固然必要，治本更为迫切”已越来越成为共识。为确保治霾效果，各地也不乏雷霆之举。
但环保专家认为，我国雾霾成因复杂，治理周期较长，尽管采取了系列措施，很多地区短期内都难见到明显效果。与此同时，严厉治污措施与群众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在兰州，由于洒水抑尘导致道路结冰，交通事故频发，引发诟病；但更多质疑是政府工作重心向环境保护上调整带来的深层变化。在对原有燃煤锅炉进行天然气改造过程中，由于涉及点多面广、工程量大，致使部分地区供暖延期半个月，受影响的供热面积达２９０多万平方米。除此之外，单双号限行造成严重的市民出行困难，更是引发舆论风波。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不少地方根本没有负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不少地方是内部挪用编制。江苏省环保系统的一位专家表示，治污、治霾总体来说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各地的应对和治理能力与形势要求不匹配，导致“只能抓重点，从水污染、重金属污染到大气污染，哪个有事抓哪个”。
漫长的“突围”之路
整体减排难度大，造成了雾霾的持续与反复。江苏省环保厅总工程师刘建琳说：“中国的污染状况既有因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伦敦型大气污染，又有因交通原因造成的洛杉矶型大气污染。大气污染源头多样，呈复合型。”
“即使所有污染源全部切断，都不可能立即明显降低污染，改善大气污染状态唯有靠长期治理。”江苏省环保厅大气办副主任单阳说。
上海市环保局污防处副处长周军说，要彻底解决雾霾污染的困扰，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产业结构要调整，布局也要重新科学规划。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区域联防联控。这就需要国家层面进行制度规划，协调统筹，建立起大范围的区域防治网。
治理雾霾已刻不容缓，是群众焦虑、社会关心，事关政府形象的重要问题。专家认为，在雾霾这样的环境灾害面前，需要发动全社会力量防霾治污、共同面对。
“蓝天责任状”逐步落地仍面临需突破瓶颈
实施综合治理、强化污染物协同减排，统筹城市交通管理、防治机动车污染，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布局……自去年９月环保部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一场旷日持久的呼吸保卫战拉开帷幕。
记者１８日从环保部获悉，京津冀及周边六省区市人民政府一一将任务分解到每个地区。推进综合治理，目标开始逐步落地，但实施过程中各地却进度不一，仍面临需突破的瓶颈。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说，以京津冀区域为重点，在控制煤炭使用、优化产业结构和防治机动车污染等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北京市完成３２００蒸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４．４万户平方采暖实现“煤改电”，调整退出污染企业２８８家，淘汰老旧机动车３６．６万辆。天津市对３２座燃煤锅炉房实施“改燃并网”，搬迁关停外环线以内污染企业２３家，淘汰黄标车７．２万辆。河北省淘汰小锅炉３万多台，削减钢铁产能１１００万吨，关停重污染企业８３４７家。淘汰黄标车５７．８万辆。
这位负责人也坦言，在目标责任书执行的过程中，有些地方领导还在观望，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在关停企业时，面临就业的压力；煤改气过程中，存在天然气供应不足等问题；黄标车淘汰的积极性不高，激励政策没有跟上……这些都是需要突破的瓶颈。
环保部副部长翟青表示，至２０１７年年底，京津冀鲁四省市将削减煤炭消费８３００万吨。按照要求，２０１４年，京津冀鲁四省市将削减煤炭消费１７００万吨。
据了解，环保部已经会同有关部门，把“大气十条”的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并与全国３１个省（区、市）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各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落实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为实现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
目前，共有２５个省份发布了实施方案，十几个省市层层分解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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