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仇重金属：趋利避害话固废
2011年底前，石门雄黄矿区全部涉及重金属生产的企业已经彻底关闭。当丰富矿产给这片土地带来的财富与荣耀逐渐淡去之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必须面对历史上遗留下的、越来越棘手的矿渣治理问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黄启飞告诉记者，重金属不可降解，含有重金属的固体废物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成为各种环境介质（水、气、土壤）的污染源。
近些年，经媒体曝光的一些污染事件，如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敢槐坡重金属污染，云南曲靖陆良铬污染，湖南长沙湘和化工厂镉污染等，都与含重金属的废渣处理不当脱不了干系。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因“废”成“伤”？
降低固废风险，必须严格遵守处置规范
我国很早就开始采选、冶炼重金属，但当时对于矿渣可能产生的危害却缺乏足够的认识。业内人士举例说，铬盐是一种战略资源，我国国民经济中约15%的产品都与铬化合物有关。1958年，我国建成了第一条铬盐生产线。1992年，铬盐生产达到高峰，当时共有52家企业同时进行生产。这些企业对生产中所产生的铬渣基本上没有采取什么治理措施，把铬渣露天堆放在矿区。
“铬渣是一种重金属危险废物，其中含有的六价铬易溶且不稳定，具有强氧化毒性。长期的日晒雨淋，铬渣堆会浸出六价铬，渗入土壤，进入水体。”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环境中的六价铬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和农作物的生产。
1996年，我国颁布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0年前后，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标准相继出台，如危险废物贮存、填埋和焚烧污染控制标准。黄启飞告诉记者：“这些标准对危险废物的污染控制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其中，对填埋场场地的地质条件，就提出了6条要求；对填埋场设计与施工的环境保护要求则多达17项，具体内容超过30条。”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让全社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安全处置固体废物的重要性。2004年1月19日，《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正式印发。
根据规划，我国将建成31个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投资估算149.2亿元。2011年3月，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实施〈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完成时限，出台了相关限批措施，并就加强项目监管、规范项目试运行和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提出了要求。
“应当说，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固体废物处置标准、规范。严格遵守这些标准、规范，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固体废物可能带来的风险。”黄启飞说。
有效处置固废，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黄启飞介绍说，目前重金属固废处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加入一些药剂，让固废固化、稳定化。当固废的浸出毒性等指标达到一定标准后，进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置。这种方法适用于各种重金属废物。另一种是对固体废物中的重金属进行资源化利用。“在聚氯乙烯（PVC）生产中，需要用汞触媒做催化剂。虽然汞触媒使用完就失效了，但其中汞的含量仍可以达到2%—3%，相对于低汞触媒中5%—6%的汞含量，这是相当高的，完全可以回收利用。”
目前，国际上采用第一种方式处理重金属固体废物的情况比较多，例如，美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铬渣的主要处置方式就是固化稳定化后进入危险废物填埋场填埋处置。但黄启飞认为，单纯使用固化—稳定化—填埋的方式处置固废，并不适合我国国情。
据《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仅2002年一年，我国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就高达1000.16万吨。“中国危险固废的产生量很大，而填埋场的处置能力又有限。”黄启飞提出，要有效处置危险固废，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2005年，环保部牵头制定并组织实施《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到2012年共处置了铬渣600万吨，其中450万吨是2005年以前历史堆存的铬渣。“通过湿法或者干法解毒，铬渣的毒性大大降低，除填埋处置外，一部分还能用来生产建筑材料，比如砖、水泥，这就极大地消纳了铬渣。”在黄启飞看来，铬渣处置实践表明我国采用的技术路线更加实用有效。但他认为，我国之所以历史积存这么多的含重金属的矿渣，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经济有效的技术。“如果有经济有效的技术，矿渣早就消纳完了。”他说。
2012年4月13日，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将废旧电子产品、钢铁有色工业固废等与重金属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相关技术列为重点任务。目前，我国已经在氰化尾渣硫铁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含铬废皮渣清洁处理关键技术和废旧稀土永磁电机拆解及回收利用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防止二次污染，需要多目标协同
黄启飞提醒记者注意，处置重金属固体废物，也会产生二次污染。他解释说，一方面，处置固废需要添加药剂，或者加热焙烧，等等。伴随这些物理化学反应，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污染物。另一方面，利用固化、稳定化后的固废生产出来的产品，例如各种建筑材料，它们在环境中经历日晒风吹，日积月累，这些产品中的重金属也可能再次被释放出来。“重金属固废的二次污染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黄启飞说。
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汕头潮阳区的贵屿镇开始拆解旧五金电器提炼有价金属，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场。但长期以来，贵屿拆解电子垃圾产生的污染物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当地人身处其中，无法回避由此带来的污染之痛。
“贵屿所暴露出来问题给我们一个强烈的警示，在对固体废物处置中，如果资源化、减量化的技术会对环境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那么这种技术就不能要。”黄启飞强调，固废处置的前提是无害化。
资源化利用重金属废物并实现无害化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青岛红星化工厂历年积存的20多万吨铬渣由于没有可行的处置措施一直露天堆放在厂区，对周围地下水和近岸胶州湾海域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从2005年开始，青岛钢铁有限公司用铬渣代替炼钢所需的白云石，这不仅提高了青钢生产的钢的品质，而且将有毒的铬渣变为无害的钢渣，可直接用于生产建材。
众多业内专家指出，要安全处置重金属固废，防止二次污染，需要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协同，需要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协作，同时还需要对利用固废生产的产品进行风险评估，建立相关标准，把资源化产品可能产生的污染控制在可接受的风险以内。
“现在国际社会倡导ESM（Environment Sound Management），也就是用环境友好的管理（包括技术）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这也是固废处置应当把握的核心。”黄启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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