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土壤修复挑战
中国土壤污染规模史无前例，技术不成熟、资金不足、评估标准模糊三大难题使得防治修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中国重金属污染问题严重，加上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昂贵的除污科技及相关技术未能广泛应用及实行。
中外对话和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旗下的耶鲁大学环境360合作报道，共同推出中国土壤污染专题文章，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该合作项目还得到了美国普利策新闻报导中心危机报道的支持。
52岁的罗金枝家住湖南省双桥村。为了解决双桥村的污染问题，她加入了中国数以千万的访民队伍，数年来一直在上访。有些人上访是为了寻求司法公正，有些是为了揭露当地的腐败，罗金枝上访则是为了替家乡父老讨个说法，他们居住的村子、生活的土地和种植的庄稼已经被严重污染。
上访过程充满艰辛，而且不一定能成功。访民千里迢迢、不惜代价前往北京，但他们经常无功而返，被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当做皮球踢来踢去。今年四月份，罗金枝不远千里踏上进京之路，目的就是请求信访局和环保部能够采取措施。信访局是上访人员到京后首先会去的地方。然而，罗金枝得到的回复却是回家等待当地政府解决。时至今日，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部门的回话。
对于罗金枝和她的乡邻们来说，第一次看到污染的可怕是在2009年6月28日，湘和化工厂年仅44岁的锅炉工罗柏林镉中毒死亡。死时，左腿上有大面积紫色瘀痕。而罗柏林的死亡仅仅是开始。此后，位于双桥村的镉中毒死亡名单就在不断加长。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场有可能使环境治理工作付之东流的全国性土壤污染危机正在逼近。
罗柏林生前所在的厂子名叫湘和化工厂。该厂2004年投产，距浏阳河仅50多米。浏阳河是湘江的一级支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地之一，更是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湖南苏维埃政权的地方。革命歌曲《浏阳河》就是为了纪念这段历史而作。
双桥村有50多名村民在这家工厂打工。工厂年产饲料添加剂粉状及颗粒状硫酸锌3000吨。2006年，该厂在显然没有取得政府批文的情况下，开始生产比黄金还贵重的稀有金属铟，而镉则是副产品。2008年4月，双桥村村民开始注意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细微变化。据罗金枝回忆，当地的井水喝起来开始有股奇怪的铁锈味，烧水器皿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2009年6月27日，罗柏林死亡前一天，浏阳市政府突然关闭了工厂，并且安排厂区方圆1.2公里内3000余名村民体检，结果500人的尿镉含量超标。在政府的调查期内，又有4人先后死亡，这也让双桥村成为了全国闻名的“镉村”。
罗金枝手中有一份包括双桥村及相邻的洞口村、普花村在内的不完全统计的死亡名单。据她说，从2009年罗柏林开始，到2013年已有26人死于镉中毒引发的各种疾病。
虽然政府向受害者家属支付了1万元到5.9万元不等的赔偿金，但却从未承认村民的遭遇与镉或其他金属有关。例如，2008年12月，罗金枝年仅5岁侄子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倦怠的症状，被诊断为铅中毒。此外，截至2009年3月，还有14名儿童被查出铅中毒。随着一连串死亡的降临，村民们开始展开抗议活动。2009年7月29日，数百名村民前往镇政府请愿，反映工厂的镉污染仍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次日，政府大楼被数千名村民包围。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不得不赶赴浏阳处理此次事件，并向村民承诺将对此事展开调查。然而，8月5日，浏阳有关部门却下令部署数百名警察带犬把守政府大楼。最终，企业法人骆湘平被捕，工厂被永久关闭，浏阳市环保局正副领导被免职。
湘和化工厂虽然已被永久关闭，但污染仍在。工厂关停后，留下一个用2米高围墙圈起的60亩厂区，其间的一座巨大“废渣堆”如同一枚炸弹笼罩着双桥村。一下雨，厂区内的渗滤液就会不停地渗入50米外的浏阳河。厂区周围3000余亩土地以及地里种植的作物都受到了镉的污染。村民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搬走，并委托罗金枝与镇政府进行协商。
欧盟亚洲环境支持常德项目联络办公室协调员刘波在今年1月份调研湘和化工厂土壤治理情况后，同样得出结论认为“污染危害正在持续扩大”，不仅对当地环境造成危害，而且对浏阳河流域特别是长沙地区以及湘江构成严重的环境威胁。而湘江是两千多万人的饮用水水源。
湖南省是重要的重金属之乡。2011年，湖南省1003家有色金属企业生产的10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到266万吨，居中国第3位，产值达到3795亿元。而官方在几年前就提出希望将湘江治理成东方的“莱茵河”，要让其变得更加漂亮、清洁、生机盎然。
湖南省有色金属管理局官员陈超在在今年一月份的一次非政府组织会议上发布报告称，仅湘江流域内渣场和尾矿库就有近1000个，含铅、汞、镉等重金属固废总堆存量有4.4亿吨之多。陈超的报告还披露，湖南省的镉、砷、汞、铅排放量在中国“三废”(废水、废渣、废气)排放中分别占到32.1%、20.6%、58.7%、24.6%。
这场生态灾难规模之大令人生畏。中国国土资源部2002至2008年所做的地球生态化学调查显示，从湘江株洲朱亭段至洞庭湖出口城陵矶，出现一条面积约2058平方公里的巨大土壤重金属元素异常带。调查还显示，该地区出产的大米、蔬菜、以及芦苇和贻贝中，重金属含量都有所提高。其中大部分为镉含量超标。
长沙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是一家成立于2013年的非政府组织。理事长刘曙是一名九零后的环保工作者。在走访了湖南的株洲、长沙、湘潭等重金属污染区后，她认为湖南重金属污染情况十分严重。刘曙和她的团队发现，常宁市一冶炼厂旁稻田土样镉超标49.5倍，衡南县工业园区湘江边土样镉超标331倍。
轧钢厂和发电厂为逃避检查，夜里开工，工厂后面的污水直接排放附近的河道。
当地村民们与政府之间由于土地污染问题存在很深的矛盾，这让刘曙深感忧虑。她担心，如果不加以解决，冲突还会升级。以湘和化工厂为例，刘曙和她的团队发现，村民一直在等待有关方面解决他们的赔偿和搬迁问题。
按照镇政府的承诺，受害村民们依据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可获得赔偿，全村赔偿金总额8519800元源于湘和化工厂资产的拍卖款项。然而，协议书要求村民领取赔偿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再向原湘和化工厂或政府索取任何赔偿。全村3000余亩土地无法种植粮食和蔬菜，生活压力加上死亡威胁让双桥村的村民们喘不过气来。当政府提出按每年每亩350公斤稻谷的商品粮价支付土地租金时，一些村民接受了。
然而，对于罗金枝和其他村民来说，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厂区附近的村民获得的赔偿只有3000多元，而稍远的村民则只有1000多元。这些钱远远不能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而且村民要求官方安排他们整体搬迁的念头愈发坚定了。
与此同时，政府却将希望放在土壤修复上。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是经环保部认证的中国为数不多的土壤修复上市企业之一。该企业拿到了湘和化工厂污染修复合同，并于2012年8月宣布修复工作完成，且检测结果达标。
然而，村民却对此表示怀疑。2012年9月，他们将一份土样送到了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该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在废渣堆高处提取的土样镉含量6.89mg/kg，取自附近田地的土样镉含量高达93.8mg/kg。按照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浏阳当地土壤的镉限制值是0.3mg/kg。而其中一个样本的镉含量超标了300多倍。
尽管官方不认同村民自行检测的数据，但两个样本的镉含量相差300多倍，足以让村民们怀疑土壤修复的效果。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只是治理了湘和化工厂的厂区，而未治理附近被其污染过的农田等土地。此后，双桥村的村民们与当地政府和永清环保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而湘和化工厂的土壤修复工作也陷入僵局。
2014年1月，刘波在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的建议书中说“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发现，湘和化工厂的污染土壤没有得到有效固化，对于土壤中镉、锌、砷等多种重金属复合污染，永清公司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单一，并不成功。刘波还建议，重金属污染治理还应包括原厂区周边农田田地以及整个流域。
土壤重金属污染在中国并非湖南独有，中国环境保护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据不完全调查，早在2006年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政府的反应却很缓慢。直到2014年2月，中国农业部才要求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和种植结构调整试点，“加强产地安全管理”将会放在首要位置，对污染较重的农产品产地，要加快探索建立重金属污染区域生态补偿制度。
然而，在很多官员看来，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是个严峻的挑战。去年，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曾在一次环保上市公司会议上表示，“与大气、水污染治理相比，我们的土壤污染治理几乎没有起步。一旦市场打开，规模将远远大于大气和水污染的治理。”
如果说中国土壤污染规模史无前例，那么，土壤修复生产的规模也必然很大。庄国泰预计，土壤治理投入规模可能会达到十万亿元。然而，资金、法律、技术是土壤污染防治面临的三大难题。而据私营行业机构——江苏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预测，从2014年至2020年，中国国内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可达6856亿元。
然而，目前来看，资金还是很紧张。2013年，中国启动土壤修复试点项目总计42个，项目中涉及资金总量亿元以上的仅2个。已披露的16个项目总计涉及资金量约为6亿元，资金来源几乎全为政府专项补贴资金。
在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土壤修复专家陈能场看来，这些数据，除了“规模大”，其实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他认为，中国土壤的主要问题并不完全在土壤污染，更在于土壤退化和土壤侵蚀，尤为迫切的是必须要改良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土壤酸碱度。陈能场表示，可以通过在中度污染的土地上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办法来修复土壤。
然而，还有一些专家仍然为土壤污染的规模和程度等问题纠结不已。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阳生曾表示，受技术不成熟、资金不足、评估标准模糊三大问题影响，修复中国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注定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量大面广”，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成本高昂的技术都难以大规模推广，另一方面也使国外主要针对小块土地修复的技术在国内难有用武之地。
近期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带来曙光。佛山金葵子植物营养有限公司研发声称，他们针对中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研发出治理重金属污染的微生物产品——“金无踪”。该技术能够降低重金属的活性，消除重金属对农作物的毒害。按照企业的说法，该技术具有成本低、使用方便、易于操作、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等优点，目前“金无踪”已经实现了商品化生产和应用。
四月份，广东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宣布研制出一种具有突破性的土壤修复材料——Mont-SH6。据称，该材料对主要毒性重金属镉、铅、汞、铜、锌有强烈的吸附能力。该中心总工程师刘文华说，该产品降镉有效率达90%以上，材料制备成本很低。用这种技术，每亩镉米的修复成本为3万元左右。大规模生产后，成本可降至两三千元。
然而，这些技术仍有待检验。目前，政府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地产开发商盼望着污染土地能够被政府确定退耕，然后争相拿地。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表示，工商资本会推动政府划拨更大面积的重金属污染土地用于开发。
在牛盾看来，这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是很痛苦的抉择。将受到污染的农田变成商业用地或住宅用地，这一政策本身就存在风险。在污染土地上盖楼有可能会使建筑工
人和居民的健康受到影响。2007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武汉一处农药厂旧址被划为住宅用地，施工过程中，有工人因化学中毒入院。而后，该项目被叫停。政府不得不返还土地出让金，并向开发商支付1900万元的赔偿款，以及4400万元的土壤修复费用。中国建在污染土地上的居民区究竟还有多少，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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