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村庄被重金属污染 村民体检报告封存9年
2014年11月，广西大新县，铅锌矿选矿场附近，三合村村民黄纯普展示他变形的手。
74岁的黄纯普枯坐在屯边，每逢刮风下雨，他的手关节便疼痛难忍，他双手食指、中指的第一关节已经变形，扭向拇指折成一个锐角。
桂西南的喀斯特地貌是观光客的乐园，但对广西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常屯（也称长屯）的人们来说，它们只是贫瘠得连桉树都扎不下根的石头山。
一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国营中型铅锌矿曾为这个中越边境的小村带来繁华，但50年后随着矿藏耗尽，留守村屯的人不断被发现骨痛者。2001年铅锌矿破产前夕，村民与矿上的一纸诉讼揭开深埋土壤半个多世纪的秘密——排污渠的废水漫灌耕地，令稻谷含镉超标11.3倍。
2005年，大新铅锌矿环境污染事件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组织专家对污染源及当地水、土、农作物全面调查，卫生厅组织医疗部门对该屯村民体检。然而9年过去，土壤修复和驱镉治疗陷入停滞，其时的体检结果也秘而不宣，村民在被采空的地面危房中贫病交困，骨痛者坚持自己是污染受害者，他们手持自费体检的镉超标报告频频上访。
当年组织体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相关人士向澎湃新闻称村民手持的报告并不科学，但截至发稿，该院院方以未能联系上负责人，和“体检信息可能不宜公开”为由来回复澎湃新闻调取体检结果的采访要求。
11月19日，常屯村民吴仕民、黄贵强两人向广西卫生计生委寄出了体检信息的公开申请。
耕地镉超标近30倍
从南宁西行143公里，到大新县城，再折往东北向，省道换县道21.7公里，长屯铅锌矿区就在群山环绕中。
公开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广西437地质队在常屯发现铅锌矿，累积探明铅锌储量近27万吨，属中型矿床。1954年，大新铅锌矿建矿。最初系原冶金部所属国营企业，后下放广西冶金厅直管。
2014年11月16日，广西大新县，从大新铅锌矿退休的吴正杨和妻子黄秋英仍住在矿区家属楼，大多数的矿工都搬离了矿区。
而今繁华如泡影，面对空旷颓败的操场、被炸平成废墟的影院，矿工的妻子，52岁的黄秋英常感时空错乱：当年人群熙熙攘攘，10里外的五山乡村民常在晚饭后打着手电来看《白毛女》电影，免费门票是矿工才有的特权，试图逃票的村民刚爬上窗台就被门卫揪下来。
常屯位于铅锌矿区东南面和下游地带，分为4个集中居住区块，其中最近的第4生产小组距选矿车间仅百余米，两者隔耕地相望。
镉赋存于铅锌矿中，但大新铅锌矿开采时只回收铅锌两种金属，其余共生金属弃置于尾矿，这使得尾矿中镉的含有量远高于它在矿石中的品位。
矿区生产区共有3条排污沟，其中一条是从选矿车间引出、专门排放含毒污水的封闭式暗沟，该沟污水直接排入矿区的尾砂库，在尾砂库右侧有一条明沟用来排放库中溢出污水，因库岸周边岩石溶蚀严重，库水大范围多方向侧漏。另有一条排污沟则引入村民灌溉农田所用的“那茗水渠”。
被污水裹挟而来的重金属在农田里沉默地蓄积，直至“魔性”发作。
65岁的吴仕民记得，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村民就发现水稻的收成不好，“长到一截就枯死了。”但在工业“大干快上”的时期，村民的抗争多是以矿里少数的赔偿告终。
当矿产濒临枯竭、效益下滑时，一切变得力不从心。矛盾终于在1990年代一次大范围的水稻绝收后爆发。
“秧苗都死了，找到锌矿上让他们来看看，他们不理，后来又找到县环保科，领导也不理。他们说是我们自己堵截污水沟引用污水灌溉搞成这样。”吴仕民当时是常屯第四生产小组组长，他记得矿上有人“警告”他“再闹找公安把你抓起来”。
1999年，吴仕民等村民将大新铅锌矿起诉至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那就打官司吧。”1999年，吴仕民召集第四生产小组的200位村民，每人集资280元，将大新铅锌矿起诉至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封存于土壤半个世纪的秘密被揭开。2000年，广西环境地质研究所受法院委托，对常屯农田受污染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被鉴定的34亩耕地（属常屯第四生产小组的部分耕地）已被污染，主要污染物为铅、锌、镉、汞等。以当时实行的《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为参照，农田灌溉一类水含镉应小于0.005mg/l，而所取灌溉水样镉含量为0.087mg/l，这意味着超标17.4倍；而所取土样镉最高超标达29.1倍，值得一提的是，鉴定机构参照的是三类土壤标准，若以二类土壤（耕地）标准（镉含量小于0.6mg/kg）计算，土样最高超标达48.5倍。
而此后法院的判决书显示，经检测，被污染区稻谷均含有害污染物镉成分超过国家规定标准11.3倍。
村民的维权实验以胜诉告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2001年9月判大新铅锌矿赔付常屯第四生产小组经济赔偿和土地改良费总计32万余元，并限大新县铅锌矿三月内按国家排污标准治理好排污设施。
上述经济赔偿在当年被执行到位。但2001年底，因矿源枯竭，大新铅锌矿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破产，这个国营矿输在崩盘前夕，留下未了残局。
直到13年后，大新县环保局副局长赵绍林向澎湃新闻坦承，因县级财力有限，常屯耕地的重金属污染源——矿洞地下污水至今未阻断，今年中央刚批复一项2000万的矿洞治理专项资金，但项目尚在前期可研和环评阶段。
广西大新县，裸露的山坡中可见红黄色的印记。
澎湃新闻沿着常屯的灌溉水源溯流而上，接近尾矿库处水呈混浊的红黄色，被暴雨裹挟着废矿将山坡冲刷出黄色印记。黄贵强家的耕地距离这条灌溉渠水平距离不到半米。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长期关注镉，在他看来，这种重金属又特殊又棘手———迁移性强，极易进入土壤被植物富集再经食物链进入人体。
“骨痛病人”尿镉最高超标近5倍
2000年至今，黄贵强被一种“怪病”纠缠而丧失劳动能力：手脚关节处肿胀、剧痛不已，发病时周身麻且疼不能动弹。如今，他的双手从手腕到手背上凸出大大小小的疙瘩，手掌变形无法正常握合。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的二哥黄富强也患上这种病，他们常常靠止疼药扛过发病期。而他的大哥黄进强在瘫痪10年后于2013年去世。
2011年11月21日，60岁的黄富强发病，身体疼痛难忍，他躺在躺椅上，一脸难过的样子。
澎湃新闻拿到一份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2001年3月对常屯46位村民的检验报告单，黄贵强的尿镉指标为24微克每升，而《职业病镉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GB7803-1987》将尿镉的临界值定为5微克每升，该标准认为，慢性镉中毒时尿镉通常都超过此值；报告显示，黄富强的尿镉指标为4.29微克每升，黄进强的是11.25微克每升。
澎湃新闻根据前述46人检验报告统计，有20人约43.48%的人尿镉含量在5μg/L以上，尿镉含量的总体均值为4.95μg/L，接近5μg/L上限值。但尚不清楚该项检验所抽样本是否具统计意义。
在潮湿的南方农村，腰酸腿痛被认为是天气和劳作所致，1969年开始当村医的吴金杰说，找他看病最多的就是骨痛病人，他们常常让吴开几服膏药贴在痛处对付一下。
1987年，黄贵强还是常屯年轻健壮的村委副主任时，南宁地区冶金局、地区防疫站和县防疫站等相关人员到常屯取水、土样检测，并取村中部分老年人的血液和尿液化验。
他的母亲参与了那次抽检，化验后村中一众老年妇女被要求分批到矿职工医院输液，“去了十几天”。直到多年后，黄贵强才知道那就是“驱镉治疗”，而村民对那次化验的结果一无所知。
黄贵强无法料到20多年后，骨痛也在他的手脚发作，他如今受困在被鉴定为“二级伤残”的身体里。
2013年，广西某高校教授曾带学生在常屯随机选取15个不同年龄段的村民（男性6名，女性9名）做镉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有4人骨质增生（骨关节病），11人有骨痛症状，10人眼球周围发现有明显的棕褐色环，4人身体关节肿大变形。但该教授提醒澎湃新闻，“这项调查样本量较小，仅可供参考。”
参照日本“痛痛病”确诊标准，学界普遍认为骨质疏松、骨质软化是重度镉中毒的典型表征，但骨关节病与镉中毒之间的关系则仍待研究。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李继猛等人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长期接触低浓度镉可导致钙排出增加，导致骨负荷加大而加重骨质增生。
在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任医师郝凤桐看来，“痛痛病”与日本战后国民营养不良、缺钙等背景有关。“现在的镉中毒表现可能不是当时那样”，但他同时认为，也不宜把骨质增生看作镉中毒的必然表现。
2011年11月21日，60岁的黄富强发病，身体疼痛难忍，他躺在躺椅上，一脸难过的样子。
澎湃新闻拿到一份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2001年3月对常屯46位村民的检验报告单，黄贵强的尿镉指标为24微克每升，而《职业病镉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GB7803-1987》将尿镉的临界值定为5微克每升，该标准认为，慢性镉中毒时尿镉通常都超过此值；报告显示，黄富强的尿镉指标为4.29微克每升，黄进强的是11.25微克每升。
澎湃新闻根据前述46人检验报告统计，有20人约43.48%的人尿镉含量在5μg/L以上，尿镉含量的总体均值为4.95μg/L，接近5μg/L上限值。但尚不清楚该项检验所抽样本是否具统计意义。
在潮湿的南方农村，腰酸腿痛被认为是天气和劳作所致，1969年开始当村医的吴金杰说，找他看病最多的就是骨痛病人，他们常常让吴开几服膏药贴在痛处对付一下。
1987年，黄贵强还是常屯年轻健壮的村委副主任时，南宁地区冶金局、地区防疫站和县防疫站等相关人员到常屯取水、土样检测，并取村中部分老年人的血液和尿液化验。
他的母亲参与了那次抽检，化验后村中一众老年妇女被要求分批到矿职工医院输液，“去了十几天”。直到多年后，黄贵强才知道那就是“驱镉治疗”，而村民对那次化验的结果一无所知。
黄贵强无法料到20多年后，骨痛也在他的手脚发作，他如今受困在被鉴定为“二级伤残”的身体里。
2013年，广西某高校教授曾带学生在常屯随机选取15个不同年龄段的村民（男性6名，女性9名）做镉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有4人骨质增生（骨关节病），11人有骨痛症状，10人眼球周围发现有明显的棕褐色环，4人身体关节肿大变形。但该教授提醒澎湃新闻，“这项调查样本量较小，仅可供参考。”
参照日本“痛痛病”确诊标准，学界普遍认为骨质疏松、骨质软化是重度镉中毒的典型表征，但骨关节病与镉中毒之间的关系则仍待研究。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李继猛等人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长期接触低浓度镉可导致钙排出增加，导致骨负荷加大而加重骨质增生。
在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任医师郝凤桐看来，“痛痛病”与日本战后国民营养不良、缺钙等背景有关。“现在的镉中毒表现可能不是当时那样”，但他同时认为，也不宜把骨质增生看作镉中毒的必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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