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标准多变更 城市生活垃圾收运走过五年艰辛
上海市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对黄浦区和静安区两个大型垃圾转运站立项，但直到2009年，黄浦区垃圾转运站才正式建成。由此到2014年，中国的城市垃圾收运开始了正规化、现代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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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时间，我国第一次将垃圾转运站做成全封闭模式。这两个站的建设完全是根据我国国情自主创新的，没有借鉴国外经验，对全国垃圾收运领域来讲具有里程碑意义。”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谭和平在接受采访时说。
以转运站为代表的垃圾收运环节，因其连接上下游，成为城市垃圾处理的中枢。目前，各地政府在收运环节的投入占整个垃圾处理开支的60%—70%。
谭和平举例说，在上海处理1吨垃圾，从收集到运输到末端处理，如总需400元，末端处理只需100元，“300元都是运输成本”。对于如此重要和拥有巨大市场的环节，中国刚刚走过了艰难的5年。
分类收运还没有找到好模式
8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10多年来，分类标准经历多次变更；投放方式也有诸多探索；绿色账户推行缓慢
2014年5月1日，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并计划在2017年普遍实现垃圾分类。这已是上海第三轮大规模垃圾分类改革。
早在2000年，原建设部曾选择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8座城市作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10多年来，仅垃圾分类的标准就经历了多次变更。
上海从上世纪末开始尝试单独回收旧电池。2000年上海市首次明确分类标准，实行特定地区“废玻璃、有害垃圾、可燃垃圾”分类和其他地区“可堆肥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类方式，2007年又改为“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的分类。
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开始有了干湿分类。2013年，生活垃圾被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
为鼓励居民做好垃圾分类，上海市近年在部分社区试点“绿色账户”激励机制。跳过拾荒者、保洁员和环卫工人，由垃圾回收企业直接与居民对接，“自助投放，自主积分”。
积分采取实物兑换、服务和权益兑换、信用和荣誉兑换、抽奖等多种激励形式，垃圾分类的质量有了较大提升。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上海垃圾分类体系已经覆盖到260万户居民，每天生活垃圾的焚烧和填埋量，比2010年底减少了1600余吨，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厂。
“习惯的改变需要时间，‘绿色账户’推行了两三年，居民参与度还很低，靠激励机制推动垃圾减量也很有限。”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分析。
垃圾投放的形式也有各种探索。有的是放置投进去就不能取出的密封回收桶，“这种桶在沿街投放比较多，有利于后续统一管理，但小区用得比较少。”谭和平介绍，“社区里居民直接把垃圾装好放在门口，环卫工人上门收集，好处是不放置垃圾桶、少了一个污染点，缺点是人工成本太高。”
广州曾在2014年7月下发文件，效仿台湾模式，推行“定时定点误时”的垃圾分类投放模式：将小区的垃圾桶搬走，居民每天早晚在规定时间把垃圾拎到楼下等垃圾车来收。
“这种模式要求居民的配合度非常高，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居民误了点或者等待垃圾车时，为了防止垃圾腐烂散发臭味，甚至会将垃圾冷冻到自己家的冰箱里。估计我们大多数家庭是不会这么做的。”张益说，所以一般根据不同小区居民的年龄层和作息特点，设置2—3个时间点，配备专门管理员配合居民扔垃圾，“但是这对管理又提出了高要求。”
这种模式在杭州的高档小区已经展开试点，但对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还没有形成具备全国推广价值的模式。
现在，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多采取源头垃圾直接运输模式、流动车收集收运模式、集装箱垃圾收集车收运模式等。中小城市多采用垃圾箱房收集模式、地下垃圾箱收集模式和垃圾通道等模式。“但都是在地方试点过程中，没有形成能推向全国的可复制模式。”张益说。
收运环节落后10年？
收运不论是投资还是配套设施建设费用都要占到整个垃圾处理环节的2/3，大规模机械化压缩收运是未来垃圾收运的大趋势
生活垃圾从回收到运输再到处置，上游中游都属于收运的范畴，“收运不论是投资还是配套设施建设费用都要占到整个垃圾处理环节的2/3。就像足球比赛，末端是守门员，前端运输的过程很重要。”张益说。
垃圾处理行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10—15年间，与末端处理环节相比，收运环节落后了10年。
“垃圾收运是一个逆向的物流系统，收运是从分散到集中的形式，比正向物流要复杂得多。”张益分析，“这个物流的载体是分散、可变、有污染的，却还有资源利用性，无法预测产生垃圾量的规律性，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产生，因此对收运的时间和容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垃圾从居民手里回收起来，要运输到城郊的处理厂，距离很长。每一辆垃圾收集车的容量也有限，都在2吨—5吨。为了减少运输成本，控制容量，减少交通压力，中国大部分城市每隔25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垃圾转运站，通过小车换大车的方式进行垃圾运输。
多次“接手”，增加了二次污染的可能性。据谭和平介绍，收运领域快速发展的5年间，转运技术升级速度最快。
垃圾从居民手中收集到每个小区的收集站，有两种存储形式：桶装垃圾房和箱式垃圾房。
对接桶装垃圾房的是后装压缩车，容量有3吨、5吨和8吨三种规格，对垃圾一边压缩一边装车。对接箱式垃圾房的是可卸式垃圾车，俗称“拉臂车”，车开过来直接把箱子运走，容量也多为5吨、8吨。
“收集车在结构上要注意两个环节，防止漏水，尽量减少作业环节，可以减少噪声影响。”谭和平说。
垃圾车从各个小区集中到转运站时，如何无缝对接，保证垃圾不暴露在外、“不落地”的常用方法就是将转运站做成封闭式，只看得见车进车出，看不见垃圾。黄浦区和静安区的两座转运站就是全国最早的封闭式转运站代表。“现在封闭式转运站在全国至少有100座。”谭和平介绍。
带有定位系统的垃圾车一路按照规划线路运到转运站门口，如何进站也是门学问。
常用的垃圾转运技术有水平装箱和垂直装箱两种转运方式。
垃圾收集车开到水平装箱的转运站要先进行称重计量，再“卸料”进垃圾槽，通过装箱机再装车，换成大型垃圾运输车运往末端处理厂。
垂直装箱收运方式指垃圾车进入转运站后，无须“卸货”，直接将垃圾卸入竖直的容器进行压缩装车，省去了垃圾暴露的环节，有效降低二次污染。
“这两种转运方式基本各占一半。”谭和平介绍。
垃圾车怎么进转运站，也需要在布置方式上进行创新。“垃圾车只要转弯、爬坡，车里的水就会漏出来，最好在平地上走。”谭和平解释，目前中国常用的垃圾车进站方式有高进平出、平进平出和平进低出三种主要方式。
“在像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中，垃圾的收运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处理，在全国范围来讲，还是以人工收运为主，大规模机械化压缩收运是未来垃圾收运的大趋势。”张益分析。
随着机械化程度增加，垃圾收运设施设备行业在未来10年将进入爆发期。张益预测，未来10年垃圾收运设施设备的市场空间可达1000亿元。
垃圾清运政企如何联手？
垃圾清运方面PPP改革更复杂，建议从低价值回收物入手，将回收越来越多的纳入到环卫系统，打造完整资源回收链
2002年，原建设部推进特许经营改革，以水务、固废处理为核心的市政公用行业快速发展。由此在垃圾焚烧领域，PPP逐步得到普及。
收运环节的市场化改革则从清扫开始。早在20世纪90年代，徐州就尝试了清扫外包服务，至今公开招标的保洁面积达到了231万平方米；深圳每年也有20亿元—30亿元类似的外包服务。清扫保洁技术含量不高，普通物业公司或制造清扫车辆的厂家都有机会参与。
比清扫服务更复杂的是垃圾清运方面的PPP改革。清运系统涉及垃圾转运站的建设和运营，也涉及扰民、清洁消毒等更复杂的问题。采取委托运营的方式，将政府已经建设好的垃圾收运站和车辆设施交由第三方运营，是不考虑融资目的的一种选择，目前国内还鲜有案例。
如果涉及融资功能，还可以由政府负责垃圾收运站的建设，并以零租金租赁给第三方使用，让第三方负责车辆设备的采购和使用。这种方式比BOT更适合在垃圾清运方面的特性。
国内也有企业尝试进入清运系统。通过垃圾衍生燃料（RDF）实现垃圾资源化的湖南万容公司，通过PPP方式介入前段清运系统，实现介入垃圾分类。
随着垃圾收运领域近5年的快速发展，各地拉开了垃圾收运领域的PPP模式探索序幕。
山东临沂市政府赋予临沂中环新能源公司为期30年的特许经营权，废弃物处置中心由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7800万元，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为保障项目运行，临沂市财政还会按照集中收运每吨80元、处置每吨12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对企业来说，每年生产的1080吨油脂可直接作为化工原料出售；年产沼气547.5万立方米，全年节约标煤约3800吨，沼渣固液分离后作为沼渣肥料可外售。
但是PPP以外，垃圾的回收工作还没进入环卫系统。它都掌握在分散的个体垃圾回收人员手中。“从家里到收集站的过程很复杂。民间组织早就形成产业链，政府介入难。”张益分析，“经过分散户二次分拣，剩下真正运到垃圾车里的垃圾，资源利用率会低很多。垃圾回收的价值低，和回收成本相比不对称，对企业的吸引力就会下降。”
强大的既定壁垒也不是没有切入口，谭和平建议从低价值回收物入手，“如玻璃瓶、牛奶盒等废品站不收的垃圾，可跳过捡垃圾人员，直接与居民对接，通过另外一个系统运到回收站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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