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垃圾竟成了“考试”？垃圾分类“原地踏步”如何解
近日，一则关于“垃圾分类试点多年仍在‘原地踏步’”的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我国垃圾分类试点有何成效与不足?“原地踏步”的背后遇到哪些“坎”?垃圾分类到底该如何推进?“中国网事”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让垃圾分类成为生活习惯”的路还很长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日前分组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垃圾分类问题引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关注。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表示，垃圾分类尽管已经试点多年，可仍在“原地踏步”。
该消息一经发布，引发网民热议。有的网民认为，垃圾分类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试点多年“原地踏步”令人费解。也有网民表示，试点地区应公开所采取的举措和存在的困难，让全社会共同“支招”。
报告显示，5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逐步提升，基本实现了城市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处理。2015年，我国确定了26个城市(区)作为第一批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部分城市探索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完善垃圾分类收运体系。
安徽省合肥市于2016年3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引入省内外专业化服务公司，承担小区及学校垃圾分类收集、再生资源运输和再生资源处理服务。其中，包河区为引导居民改变原有的垃圾投放习惯，在试点小区采取积分反馈的方式，让居民享受到参与垃圾分类的“红利”，积分可以在网上商城或小区现场兑换点兑换商品。
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局环管科科长吴琼介绍，部分小区开展试点近半年，使用垃圾分类系统的还是以老幼群体为主，中青年人的积极性相对不高，“垃圾分类在多数人眼中还是‘做好事’，即便不分类，也并没有做错。”
作为特大型城市，广州市每天产生垃圾约2.6万吨，其中仅有0.7万吨可进行回收资源化利用，其余则需要焚烧和填埋处理。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陶镇广表示，广州从2000年开始探索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离“让垃圾分类成为生活习惯”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垃圾分类遇到哪些“坎”?
垃圾分类“原地踏步”背后有哪些难以迈过的“坎”?记者采访发现，许多地方仍然缺乏统一明确的分类标准，比如，垃圾处理是必须配备智能化垃圾处理设备，还是简单放置两个分类垃圾桶。
谈及垃圾分类推行效果不佳的原因，一位业内专家深有感触地说，有的垃圾分类设备看上去很“智能”，实际上很复杂，普通居民扔个垃圾不仅要扫码，还要输入验证码，程序繁琐，像“考试”一样，无形中提高了居民使用的门槛。
“垃圾分类收集系统必须便民。”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朱芬芬表示，过于强调分类收集，而不顾大部分人的工作生活压力，会适得其反。
专家介绍，即使在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的社区，大部分垃圾分类工作做得也并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基本上没有人真正按照分类去投放垃圾;另一方面在于垃圾收集车辆没有按分类垃圾进行收集。
陶镇广表示，经过近些年的努力，虽然广州基本建立了资源循环处置利用机制和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但也面临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垃圾分类部门协同力度不大、分类收运体系不完善、混收混运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等难题。
混合收集导致垃圾处理成本居高不下。在北京朝阳清洁焚烧中心，总工程师陈辉告诉记者，该焚烧中心建于2014年，设计日处理垃圾量为1800吨，然而去年投入使用时，所负责地区的垃圾产生量已经大大超过了设计处理量，为避免污染大气，不得不付出大量成本用于处理焚烧产生的有毒气体。
垃圾处理企业运营困难，也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推进效果。在华东地区某地，一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着一个地级市15个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项目，其中日均厨余垃圾3吨，可回收物150公斤。这家公司负责人反映，公司已投入了上千万元，“可政府补贴只有60多万元，再这样下去公司就撑不住了。”
既要源头减量，也要完善收运
近年来，我国商品包装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一次性物品也增加了垃圾的产生量，其中外卖与快递产生的垃圾量迅速攀升。在垃圾处理体系不够完善的背景下，源头减量将成为冲破“垃圾围城”的第一步。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指出，亟需快递公司举平台之力推广利用绿色包装，并拿出技术与监管方案，减少白色垃圾的产生。
同时，各地政府应继续完善分类收运处理体系。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高海洋说：“公众要提高意识，政府方面在垃圾处理上要有机制。”多位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其他垃圾收运线，配备能满足垃圾分类清运需求、密封性好的专用收运车辆和收集容器，做到不同的车拉不同的垃圾，并进一步升级改造垃圾房、转运站、压缩站。
“垃圾分类工作的公共服务属性很强，完全依靠市场调控与个人道德，不太现实，更需要政府政策倾斜。”安徽一家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负责人说，“当地垃圾分类还差哪个环节，政府可探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企业去‘补差’。”
针对目前公众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合肥市城管局宣传处处长李大勇建议，各地应探索建立垃圾分类奖惩机制，并与个人信用体系挂钩。“分类与不分类，只有与切身利益相挂钩，才会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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