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环保：为40年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编者按
从经济建设的边缘化角色一举上升至中心位置，从“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错误思想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从“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方式到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的永续之路……改革开放40年，我国节能环保事业由弱到强、持续壮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绿色动力，也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一。
节能环保产业地位节节攀升
若要为当今中国的发展总结一组热词，“环境保护”一定名列前茅。正如2017年3月4日，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说的，“我今年是第五次做新闻发布会了，如果是境内媒体，我的必答题就是环境”。
“环保之问”，不仅是近年全国“两会”的关注焦点，更见证着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从改革开放初期环保意识启蒙，到1983年被纳入基本国策、1995年把可持续发展制定为国家战略，再到如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节能环保的地位节节攀升。
地位的提升，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体现。例如，2014年提出“向污染宣战”，绝不能走西方“先发展、后治污”的老路，而要走治理污染、促进发展的新路;2015年提出“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的治理指标，既保障了治霾工作的连续性，又突出环境治理的系统性;2016年首次提及“环境保护督察”，着眼于解决和处理突出环境问题，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力度加大。
到了2017年，针对环境污染严峻形势，尤其是一些地区的雾霾频发，“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口号首次叫响。为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也是在这一年，解决燃煤污染被重点强调，要求完成北方取暖气、电代煤300万户以上，全部淘汰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加大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力度。
2018年，污染防治进一步升级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为巩固蓝天保卫战成果，国家继续提出重点地区PM2.5浓度要继续下降;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实行限期达标;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放专项治理等细化措施。
“与往年相比，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生态环保工作的部署更为明确，重点更为突出，分量也越来越重。”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如是说。
环保企业成治污中坚
有污染的地方，就有环保产业。治污进程中，环保企业历来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根据国家发改委2016年印发的《关于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的意见》，“到2020年，环保产业产值超过2.8万亿元，培育50家以上产值过百亿的环保企业。”
从改革开放之初鲜有人知，到90年代单一的卖设备、做工程，再到2010年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节能环保如今正处“黄金十年”。5万多家民企加速抢滩的同时，包括中石化、中广核在内的2000多家央企、国企业纷纷跟进，节能环保成为当之无愧的资本“宠儿”。据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任树本介绍，我国环保产业年增长值已超过15%，在除尘脱硫、余热余压利用等方面，均具备一流的技术装备能力，绿色科技支撑保障和应用推广机制逐步建立，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产业化步伐和示范推广也在加快。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环保企业虽数量众多，其中90%的企业产值却低于1000万元，百亿级企业甚至为零。环保企业虽涵盖各细分领域，但长期处于“小而散”的状态，行业集中度偏低，多年难有龙头企业——这是此前多位业内专家都曾向记者提及的“痛点”。
“世界500强榜单上，环保领域目前只有威立雅、苏伊士两家企业。如果只会帮业主‘擦屁股’，环保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支柱产业，因为它没有创造价值，没有创造增量价值。环保是一个非常刚性的、有市场弹性的入口，应该成为一个具有增量的产业。”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执行会长傅涛指出。
环保产业怎样才算真正壮大?有专家笑称：什么时候“文一波”(环保行业从业者——编者注)走在大街上，也能像“马云”“王健林”一样被人认出来，那时就可以说环保产业成为支柱了。
产业、能源、交通结构持续优化
方向明确，重在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节能环保工作的实践，与环境污染的加剧及规模治理的进程相互吻合、互相印证。其主要突破口，在于产业、能源及交通结构的调整优化。
从产业结构看，因化工、煤电等高耗能、高污染工业项目大规模上马，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环保工作从2010年起进入最为艰难的10年。截至“十五”末，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指标，非但没有完成原定的减少10%计划目标，反而不降反升，环保工作饱受质疑。2006年，国家虽已开始实施节能减排计划，但因重化工扩张势头难减，污染依然持续加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指标甚至一度升至历史最高点。
重压之下，环境综合治理全面展开。“九五”至“十一五”，我国累计关闭淘汰污染严重的工矿企业超过17.7万家。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基础上，今年最新发布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出严控“两高”行业产能、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等强化要求。
能源结构调整，也是解决环境质量问题，尤其是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根本所在。40年来，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跃居世界首位，但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给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例如，仅“2+26”城市、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单位国土面积煤炭消耗量高达全国平均水平的4—6倍;内蒙古包头市的建成区面积不足全市总面积的1%，却集聚全市约89%的火电装机、90%的稀土产量等。截至2017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年均下降4%，但该数值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粗放发展方式仍未根本扭转。
随着治理进入攻坚期，化石能源减量、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当务之急。按照要求，下一步将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的能源体系，重点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重点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清洁能源及新能源发展等工作。
此外，在交通领域，运输污染近年来成为我国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之一。以柴油车为主的公路运输承担了全国约78%的货物发送量、48.6%的货物周转量，柴油货车污染排放占机动车排放总量的60%以上。尽管治理起步相对较晚，但交通结构调整已被列为重点——引导货运由公路走向铁路、减少重型柴油车使用强度成为关键举措之一。
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抓手
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是我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的节能环保成绩频频亮相国际舞台，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开展就是代表之一。
“最近10年，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了4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做到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肯定了我国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表现。“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在此过程中，我国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与引领者。”
为进一步落实《巴黎协定》“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的要求，我国于2011年率先筛选7个试点城市，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展开探索。截至目前，7个试点碳市场已覆盖电力等多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累计成交量突破2.5亿吨，成交金额超过55亿元。在此基础上，2014年以来陆续发布24个行业企业排放核算报告指南及11个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国家标准，并继续在全国7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展开尝试。
一系列试水，印证了碳市场以较低成本控制碳排放的良好效果。2017年12月19日，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作为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又一突破，这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的承诺。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中，碳排放空间越来越成为紧缺的环境容量资源和生产要素，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低碳转型和能源体系革命的重要制度建设。
据了解，以电力行业(含热电联产)为突破口，我国将遵循“稳中求进”原则，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打造“归属清晰、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公开透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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