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一本武汉医院污水处理站的手写台账
1月13日，日处理污水总量680吨，医院要求加班提升池抽水；1月30日，已同后勤李工联系防护用品，李工说他们自己都没有，让我们克服困难；2月4日，接医院通知，余氯必须达6.5mg/l以上；……
这是一本简易装订的“污水处理站运行记录表”，从1月上旬开始就摆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污水处理站的办公桌上，由51岁的操作工杨敏亮和同事郭传德两人共同完成。
▲中心医院污水处理站运行台帐
这个100多平方米的污水站，设计日处理污水1000吨，原有3个人运维；但在疫情发生后，其中一人因害怕感染而辞职，就变成了杨敏亮和郭传德便“一人一天”的坚守，直至今日。
这本手写的台帐，成为近两个月来，这个污水处理站“抗疫”历程的忠实见证。
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医院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杨敏亮改为步行上班。如果步速快一点的话，走完全程要40分钟。途径汉口闹市区的7个十字路口，总长度约2.4公里，起点在汉口唐家墩穗丰花园小区，终点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杨敏亮每天七点20都走在这条上班的路上，几乎见不到什么行人。
虽然在医院上班，但51岁的杨敏亮并不是医护人员，他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保证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污水处理工作站的正常运转。
这个占地100多平方米的污水处理站于2016年建成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污水1000吨。污水站原有三人运维，疫情发生后，有一人因害怕感染而辞职，于是，杨敏亮和郭传德便“一人一天”坚守至今。
杨敏亮所在的公司是武汉东川能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共承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和武汉市中心医院五个院区的污水处理工作。
62岁的东川能源经理余兆年从事污水处理工作已有10年，负责上述五个医院污水处理站所有设备的运行，人员和物资的调配，以及对接各项检查。
据余兆年介绍，医院各病区、生活区的污水要进入院内化粪池进行厌氧发酵，后由化粪池进入格栅，去除大颗粒杂物后，再经调节池、沉淀池、消毒池处理后，排入市政地下管网。
▲中心医院污水处理站运行台帐
第一份记录开始于1月13日，当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日处理污水总量为680吨，在“设备维修维护记录”一栏，记录人郭传德备注：医院要求加班提升池抽水。
杨敏亮称，污水站正常抽水时间“下午五六点就结束了”，当日加班抽水到“9点多钟。”余兆年回忆，当日医院方之所以要求污水处理站加班抽水，是因为“医院的化粪池堵塞，造成粪水外溢。”
当时，还没有大规模公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但院方仍立即联系工人疏通维修，并通知污水处理站应对。
历次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过程中，医疗污水能否妥善处理对公共安全有重大影响。
▲污水处理站中控室
相关材料显示，2003年SARS爆发期间，患者排出的尿液和粪便中被证明含有SARS病毒，其水中耐久性可达9天。即使经过高剂量的消毒处理，仍可在小汤山医院和北京309医院尾水中检测到病毒RNA.
此次新冠疫情，患者粪便是否排毒一直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中国疾控中心团队2月从确诊病例粪便标本中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在此背景下，定点医院的粪便和各种生活、医疗污水处理尤为重要。
1月2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其官网公布了全市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上述医院均设有发热门诊接收患者。其中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自2月1日起，更是改造出600张床位用来接收新冠肺炎病患中的危重症患者。
而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收治的发热病人仅少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自12月18日开始，该院就开始接收发热病人。截至到2月10左右，该院的职工达到新冠肺炎确诊标准的已有230多人。
告急的药剂和暂存的污泥
每天早上8点到达污水处理站后，杨敏亮每隔一个小时就要统计两个数据并记录在“运行表”上。这两个数据分别是Ph值和余氯量，归在“水质处理情况”一栏。
2月3日的“污水处理站运行记录表”显示，早上8点到晚上7点，12个小时内，每隔一小时统计的余氯含量均在6.26mg/L以上。
3月1日下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污水处理站操作间，数据采集传输仪上，“余氯”数据显示为：7.16mg/L,正常。
▲工人在取水样
余氯，指氯投入水中后，除了与水中细菌，微生物，有机物，无机物等作用，消耗一部分氯量外，水中所余留的有效氯。
据余兆年经理介绍，疫情发生前，医院污水处理站处理过的污水中余氯含量数据要求为每升水不低于2毫克，最高不超过8毫克。而疫情发生后，余氯含量要求不得低于6.5毫克。
余氯含量标准的提高，体现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粪便和污水扩散传播的需要——在一个上限之下，含氯消毒剂用得越多，消毒杀菌效果越好。
《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试行）》，方案中明确规定，疫情期间定点医疗机构，相关临时场所以及研究机构等产生的污水，应作为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进行管控，强化杀菌消毒，确保出水粪便中大肠菌群数等各项指标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
▲操作车间
方案中对于定点医疗机构以及相关单位，采用液氯、二氧化氯、氯酸钠、漂白粉、或漂白精消毒时，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为50mgL,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间大于等于1.5小时，余氯量大于6.5mgL。
而医疗污水经污水站处理后余氯量要求在6.5—10mgL，所依据的是2005年发布、2006年实行的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中对传染病、结核病医疗机构污染物排放限值。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污水处理站运行记录表”上记录的余氯量，自2月10日以来，平均维持在7.3mgL。
疫情发生前，这些数据只需要每两个小时监测一次。疫情发生后，因为药剂投放量的加大，仪表“罢工”了。
因为长期设定在较低数值，加大投放后，数据采集显示仪显示不出来数据的变化。“因为疫情防控，维修的人被困老家”，而数据每日都要上报医院和环保部门，“只能技术人员在线视频指挥，工人来操作。”
这一“意外情况”被杨敏亮详细记录在加大药剂投放第二日，2月4日的“运行记录表”。
意外也发生在同济医院解放大道院区，2月上旬，污水处理站脱泥机的投料搅拌机出了问题。疫情期间，除了应急，多家快递公司停运。无奈之下，余兆年通过公司上报给医院，再上报防疫指挥部，“给厂家发了求援信，通过邮政加急过来。”这中间的10天时间，只能工人手工调节操作。
这些意外在疫情期间，意味着风险的增加，新的设备到达后，工人要猫身蹲进只有30*50厘米大小的口子，进行更换。里面的药剂遗留“有很强的刺激性”。
▲污水处理站操作车间。
余兆年记得，疫情期间，污水泵突然堵了，“上面缠了面纱、胶布”，需要把设备提升起来，但操作工人就会接触到污水，“大家都害怕感染，操作的时候特别小心”。
2月28日，因为人手不足，通过防疫指挥部开具证明，回江苏扬州过年的东川能源工程师沈晓秋坐高铁赶回武汉。他“巡视”的第一站是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污水处理站。外地援助的3吨应急消毒剂整齐摆放在操作车间的走道里。
沈晓秋介绍，上述五家医院的污水处理均采用的是二氧化氯消毒，二氧化氯在车间自兑生成，原料是盐酸和氯酸钠。疫情发生后，因为日投量增加，一个月要用到6吨盐酸，3吨氯酸钠，是原来的2倍，原有的库存告急。医院申请，环保部门和防疫指挥部特批供货，保证各医院消毒物资的供应。
化学药剂用量的增加也体现在污水处理站对污泥的处理上。医院产生的污水，在污水站经过混凝反应，水中的悬浮物会聚合起来，变成污泥排入污泥池里，脱水后变成干泥。
日常这些污泥的消毒，只需要投放石灰，疫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污泥处理的具体规定，“公司为了保险起见，先在污泥池里加入氯粉搅拌进行消毒，然后再加入石灰。”
▲污水站暂存的污泥
2月18日的“运行记录表”上，杨敏亮记录了省环保厅当日派人来检查污水站运行情况，也同时备注：已反映盐酸和氯酸钠难买问题。
10天后的2月28日，市环保局派人来视察，杨敏亮再次记录：向环保局反映盐酸、氯酸钠等难以买到。
目前，上述五家医院污水处理站疫情期间所产生的污泥，均被打包或储存在污泥箱里。据报道，武汉市还有约190吨医疗废物暂存在医疗废物贮存库中，环境部表示，将指导督促武汉市尽快进行安全处置。
“你们也要戴N95口罩”
武汉封城后，62岁的余兆年还没有休息过一天。
除了保证六个污水处理站（除了上述五家医院的污水处理站，同济医院洗涤中心的污水处理站也由东川能源运维）的正常运转，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停运，他要接送部分同事上下班，还要为他们寻找防护用品。
早上6点20起床，6点55分离开家，从武昌过江开车半小时接在汉口住的同事到同济医院解放大道院区上班，接上夜班的同事回汉阳归元寺附近的家，再驱车把另一个同事送往位于东西湖区的同济医院洗涤中心。
忙完这些，已经接近上午十点。每隔两天，送完这些同事上下班，他还要把消毒剂和防护用品送往各个污水处理站。
五个医院污水处理站原有的15个操作工，疫情发生后，2个提出离职，理由是“家人担心在医院上班，害怕感染”。1个请长假，说门栋里感染的人太多，小孩也生病，不敢出门。
剩下的12个同事中，有的所在社区和居民担心上下班进出携带病毒，拒绝放行，余兆年让医院开证明，再找社区做工作。
疫情发生后，同济医院院感科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诉余兆年：“你们这个地方也要带N95的口罩，一般的口罩防护不到位。”院方随后为污水处理站的一线操作工人提供了口罩和防护服。
而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两个院区则无力为工人提供防护设备。
▲同济医院解放大道院区污水处理站
南京路院区的污水站建站比较久，设备老化，操作空间狭窄，距离病区只有不到3米距离。其他院区对于污水中颗粒物的处理是用格栅，而南京路院区是用筛滤机，“旋转时，水会飞溅的出来，危险系数很高。”
而该院后湖院区污水处理站，正处在医疗废物处理间和生活垃圾处理间之间，在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包围”下，“工人更加担心自己的感染风险。”
1月30日，上述“污水处理站运行记录表”上多了这样一段话：已同后勤李工联系防护用品，李工说他们自己都没有，让我们克服困难。这光靠精神是不够的，需医院重视污水站工作的重要性，工人防护的重要性。记录人是余兆年。
“他们一些医护人员自己都缺防护物资，我们也理解。”为此，余兆年在微信上求援，加了很多志愿者的群，最后有志愿者为他们提供了口罩和防护服。
尽管一线医护人员也缺防护用品，中心医院还是“挤出”一些给到了污水处理站的工人。“防护服2套，护目镜1个，头套10个，还有药品和口罩。”这些雪中送炭的物资被杨敏亮工整的记录在2月10日的“运行记录表”上。
疫情期间消毒药剂剂量的加大，也对工人防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月20日，“运行记录表”上，余兆年手写提示：洗手，洗手，任何级别防护都不过分，口罩最多用四小时。
3月5日，余兆年准备第二次上网求助，中心医院两个院区污水处理站的5个工人，“目前的口罩每人三天用一个，也只能保证一周。”余兆年的要求不高，他想为同事们找来50个N95口罩，20套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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