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报告中提到的政策环评，现在进展如何？
【谷腾环保网讯】“要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政策和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标准等政策手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日前，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将政策环评重新拉回大家的视野。
环评圈里有个说法，政策环评像是一个渐行渐近却未曾来到面前的朋友，神秘且令人好奇。从2002年《环境影响评价法》立法过程中引发强烈讨论却最终搁浅，到《“十四五”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将稳步推进政策环评相关工作，政策环评20多年间兜兜转转，却也一步一个脚印，从理论研讨迈入了试点实践。那么，政策环评现在进展如何？
目标：最大限度减少资源环境代价
上世纪80年代，“有水快流”政策是我国采矿业的热词。“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指导思想，导致的结果便是全国遍地开矿，生态破坏严重。
原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党委书记梁鹏，20多年前曾进入支撑小组保障《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起草工作。在他的回忆中，政策环评曾被列为《环评法》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有水快流”的案例也作为政策环评支撑材料提供至全国人大。
“曾经乡镇企业也可以开煤矿，但最终这些政策因为生态破坏等原因取消了，而这正是证明了对政策开展环评的必要性。”梁鹏介绍道。
先通过制定政策确定基本方向和总体要求，而后编制规划并落实具体项目，是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基本工作程序。正如“有水快流”政策带来的后果，一旦决策环节出现问题，政策带来的后续影响便很难弥补。
事实上，政策环评的确能够帮助决策避免类似的问题。政策环评，是对政策实施可能造成的重大生态、环境影响开展的事前预断性评价，将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进一步向决策链上游延伸，部分与资源环境影响关联度较高的政策被纳入其中。
“如果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则有可能提出更加科学的政策方案和不良影响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决策实施的资源环境代价。”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王亚男告诉记者。
此外，王亚男介绍，通过政策环评还可以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并借此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和环保工作参与权。”
变化：方法学与法规依据逐步完善
在《环境影响评价法》立法讨论期间，政策环评曾遭遇极大的阻力。
梁鹏表示，当时关于政策环评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方法学上：“很多人都在问，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做政策的评价，到底能不能对政策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价。”最终，方法学的缺漏导致了政策环评的搁浅，相关内容并未写入法律。
在此之后的时间里，对方法学的探索成为政策环评发展的关键内容。王亚男介绍，2014年起生态环境部设立“重大经济政策环境评价”项目，通过借鉴世界银行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预警+保障”的政策环评框架，并分别开展了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转型等领域的政策环评示范案例研究。
“生态环境部先后完成了新型城镇化政策环境评价研究、发达城市群协同发展政策环境评价研究、区域经济转型政策环境评价等十余项政策环评示范案例研究。”王亚男说。
基于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2020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经济、技术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技术指南（试行）》，政策环评基本工作流程和技术要点就此提出。
与评价方法完善同步的，是政策环评在国家法规层面的逐步落实。2015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这是我国环境立法首次提出政策环评的雏形。
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决策承办单位根据需要对决策事项涉及的人财物投入、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成本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进行分析预测。
而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开展重大经济技术政策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和重大生态环境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
“总体来看，我国开展政策环评已经具备坚实的法律法规基础，也有很强的现实需要。”王亚男说。
实践：17个试点开展探索
2021年，政策环评迈出新的一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开展重大经济、技术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试点的函》，首次在全国层面实施政策环评试点。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研究员刘大钧坦言，尽管我国在政策环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整体来讲政策环评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政策体系具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必须探索建立适合自身的组织管理和理论方法体系。”刘大钧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推动政策环评从理论走向实践，并最终纳入政策制定的程序，必须通过试点积累经验。2021年8月19日，第一批政策环评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其中共包括12个正式试点和5个储备试点。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研究员耿海清认为，本次试点无论是涉及的政策层级、政策形式还是政策类型都比较丰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7个试点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技术团队，涉及技术单位22家、技术人员200多人，以及众多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本次试点，显著提升了专家学者和管理部门对政策环评的认识，为今后推进政策环评工作加强了能力储备。”耿海清说。
此外在成果转化方面，政策环评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山东省滨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滨州市目前基于固废处置利用政策环评，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滨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置工作的通知》（滨环字〔2022〕95号），指导综合利用处置工作的开展。
而在青海，对新能源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的成果成为青海省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和进行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试点中提出的“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政策制定过程的综合决策机制”等建议，推动青海政策制定部门将生态环境考量融入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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