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月18日在京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会上介绍了2015年环境保护工作进展，围绕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法》实施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报特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主持人郭卫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安排一个特殊的记者活动，叫中外媒体见面会，很高兴请来环境保护部陈吉宁部长跟大家一起见面。一方面我们了解到，中外媒体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大气污染的治理非常关注；另一方面，陈部长也愿意和记者们见见面，希望轻松一点，跟大家有一个交流、有一个互动，不光是发布，还有一个交流，所以我们安排一个特殊的形式跟大家一起交流。陈部长在今年两会的时候还会有一次正式的记者会，所以有些问题到那个时候还能跟大家有交流的机会，回答大家的提问。今天也可以有一个互动。陈部长开始会有一个介绍，介绍的时候我们的翻译会作同传；一会儿记者可以提问，提问的时候我们也安排了翻译。建议大家更多地围绕大气污染的防治等话题进行交流。
现在先欢迎陈部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陈吉宁：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中外媒体记者朋友们见面。按照中国的习俗，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我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晚年。同时，感谢大家对环境保护的关心、支持，包括对环境保护部工作的监督。今天这个形式，我没有坐在台上，主要是想跟大家有一个平等互动的机会，大家可以提各种问题。因为两会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如果今天你们的有些问题没回答得了，或者没有时间回答，你们可以留下来，我之后将在两会上一并答复大家。
我先谈一谈怎么看中国的环境问题。大家都关心中国的环境问题，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将来是什么样的变化趋势？怎么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人类发展中面临的共同挑战，不是中国独有的。人类只要发展都面临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过程之中，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首先要在发展中解决好环境问题，这样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有三大支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也是解决我们为什么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是说外面有压力了、有批评了，我们才抓环境保护，中国的自身利益需要我们处理好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关系。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一直在探索到底怎么解决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一直在探索用什么方式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大家如果看那段历史的话，可以看到，保护环境是中国的两项基本国策之一，一个是计划生育，一个是保护环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也确实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环境问题。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明显加快。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2013年开始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就是《大气十条》；去年4月份，发布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就是《水十条》，用硬措施应对硬挑战。可以说，整个“十二五”期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积极进步。
这里我给大家几个数据，你们可以看一看，这几年中国在环境保护上做的工作。截至2015年底，中国的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由2010年的1.21亿吨增加到1.82亿吨，已成为全世界污水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安装脱硫设施的煤电机组由5.3亿千瓦增加到8.9亿千瓦，安装率由83%增加到99%以上；安装脱硝设施的煤电机组由0.8亿千瓦增加到8.3亿千瓦，安装率由12%增加到92%；安装脱硫设施的钢铁烧结机面积由2.9万平方米增加到13.8万平方米，安装率由19%增加到88%；安装脱硝设施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由零增加到16亿吨，安装率也达到92%。我这里还有很多数据，时间关系不一一罗列了。这是从末端治理采取的措施上来看。
还有前端，就是产业结构调整。2011年到2014年，我国累计淘汰火电装机2365万千瓦，淘汰炼铁产能7700万吨、炼钢7700万吨、水泥6亿吨、造纸2900万吨、制革3200万标张、印染100亿米，“十二五”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均提前一年完成。我们工业本身的排污情况在不断好转，比如说，全国火电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累计下降47%和50%，全国单位工业增加值COD和氨氮排放强度分别下降42%和48%。大家知道“十二五”我们有4个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水的两个——COD和氨氮，大气的两个——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都超额完成减排任务。
我看过很多不同国家的资料。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很少有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施这么多的大工程来解决污染问题。大家可能问有没有变化？最突出的变化，就是酸雨污染状况明显减轻。大家如果回忆的话，2000年前后，整个社会关心的可不是PM2.5，那时候关心的是酸雨、酸沉降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酸沉降是什么程度呢？是近二十年来最轻的、最好的一段时间。因为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得好，所以酸雨的情况在明显减缓。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大幅减少，由2001年的44%降到9%左右，降幅达80%。
这都是我国环境质量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这个积极变化跟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地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阶段性出现这些问题，也是阶段性地解决。比如说PM2.5的问题，基本上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出现并开始解决的。我国现在还在发展的爬坡过程之中，工业化还在加速进行，城镇化还在加速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污染物新增量仍然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污染物排放降下来，难度恐怕是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有些国外媒体报道，比如美国的卫星遥感看到中国华北地区，不论是PM2.5的浓度还是氮氧化物浓度都在减轻。这个变化无论是在空间层面还是时间层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可能会问，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在变化，但是这个努力够不够？你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怎么样？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大家知道环境学中有一个“库兹涅茨曲线”，又称倒U型曲线。简单地说，就是随着经济增长，污染物排放量逐渐增加，而在完成现代化之后，污染物排放量会到达顶峰，并随后出现下降。大家都关心拐点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拐点就表示你的努力程度。这里给大家几个数据，中国COD和二氧化硫2007年出现拐点时人均GDP为2460美元，氨氮和氮氧化物2012年出现拐点时人均GDP为6076美元。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美国二氧化硫峰值出现在1974年，人均GDP在7242美元；氮氧化物峰值出现在1994年，人均GDP将近2.8万美元。大家可以看，我国出现拐点比发达国家要早很多。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是追赶型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用更好的经验、更好的技术解决我们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宏观治理持续努力付出的结果。
另外，中国在解决自身环境问题的同时，为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承担我们的责任、付出我们的努力，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大家都关心全球气候变化，其实还有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媒体上报道不多，比如臭氧层保护的问题。全球在共同行动对消耗臭氧层物质进行控制，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淘汰总量的50%以上，成为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还有很多其他工作，比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持久性有机物管控等，都是我们近些年做的工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环境与老百姓的要求和期盼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今天的环境问题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高、生态损失大。大家都关心PM2.5的事情，2015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65个城市不达标，平均超标天数比例达23.3%。水污染方面，劣Ⅴ类水体在减少，但是城市黑臭水体、一些支流污染、湖泊富营养化等问题依然很严重。我们确实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环境形势。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压力。中国今天的环境压力，与我们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这么大的体量、这么快的速度、这么短的时间，环境压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大。在人类迄今为止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我们是在发展中来解决环境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复杂性、难度都高很多。我们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在战略上保持定力，着急了不行，不作为更不行，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持久战；在战术上，明确阶段性目标，打好攻坚战，一步一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
另外，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我们在环境方面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来加快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对整个人类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现在主要是OECD国家完成现代化进程，中国是另外十亿多的人口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全球还有5~6个十亿人口的体量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所以中国的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国家完成现代化过程也是有帮助的。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会比发达国家更早一些、更好一些，也更绿色一些。我相信，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我们的探索，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会起到积极借鉴作用。我想中国的环境问题跟中国现代化过程是一起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用宽广的视野来看我们的问题、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把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作一个简单介绍，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主持人郭卫民：
谢谢陈部长做了一个很简洁也很清晰的介绍。下面进行互动，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陈部长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大家交流。提问之前请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
去年11月底到12月份，多地接二连三发生重污染天气，且呈现PM2.5浓度高、污染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等特点。想问陈部长，发生这种情况，造成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陈吉宁：
谢谢你提问。去年11月底之后，也就是进入供暖季之后，我国连续出现了五次重污染天气过程，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三次，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污染也很严重，局部地区还出现爆表的情况，给老百姓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这种天气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是在11月中旬之前，我们整个治污过程非常顺利、环境质量改善很快的背景下出现的。我记得到11月中旬的时候，北京全年的PM2.5浓度下降超过20%。但是到最后一个半月，全年的工作被吃掉了很多。
我们分析重污染天气成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遇到了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去年全年的气候条件比往年差一些，特别是到了供暖期之后，冬季的气象条件要差很多。主要有三个核心因素：一是混合层高度。大家看今天天气很好，今天大概是在1000米~1500米。去年年底发生重污染天气的时候，混合层高度大幅度降低，一些时段降到200米，个别时段甚至降到100米。大家可以看到，污染物排放量是一定的，在1500米高的空间里排放和在一二百米高的空间里排放，积累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指标。二是湿度。PM2.5是二次产生的污染物，空气湿度越高，污染物在水分中反应速度会加快，更容易产生PM2.5。去年发生这几次重污染天气的时候，特别情况下湿度达到90%以上。北京天气一般湿度在30%~40%，去年年底的时候平均湿度大概高了20%，这也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三是风速。去年较常年同期偏低5%左右。因为这三个核心要素，使得排放同样多的污染物，在这种气象条件下非常容易产生PM2.5。过去讲人努力、天帮忙，现在我们也碰到了人努力、天不帮忙的情况。这是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气候，极利于PM2.5的产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我们也做了很多非常有效的分析，看了过去五年到十年的情况，总的来看，我们今天采取的措施对冬季、特别是取暖季的针对性不强，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平时采取这些措施有助于全年污染物浓度的降低，但是对于冬季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特别是供暖季散煤的问题，一吨散煤燃烧排放的污染物强度是正常的电厂排放的5~10倍。我们有针对性不强、不够的问题在里面，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三，我们怎么样应对重污染天气，什么时候发布警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的应对能力还是不足。我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在这几年刚刚起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反思，怎么更好地应对重污染天气，更好地解决冬季、供暖季和秸秆焚烧加大之后污染加重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环境保护部在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把每一次重污染天气都当做一次重要的社会实验，组织专家、组织监测，去进行全方位的采样分析，来发现到底问题是什么。我们不是粗放地看这个问题，而是很精细地看哪些地方出现问题、什么原因，以便我们来制定更好的方案。党中央、国务院也非常关注重污染天气的应对情况。大家也看到，张高丽副总理亲自到北京召开座谈会，一起商议北京怎么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之后环境保护部召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座谈会，研究怎么来解决重污染天气。我们现在研究的措施基本上是分成两大块。一块是今年供暖季结束前采取哪些措施，另外是冬病夏治，全年及今后更长一个时间怎么减少污染物排放、怎么解决散煤的问题、怎么解决超标排放的问题、怎么解决高架源的问题等等。我们出台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行动方案，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之中逐渐减少或者减缓重污染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影响。
凤凰卫视记者：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红顶中介”的问题。去年年初的时候，中央巡视组在环境保护部巡视之后，反馈意见是关于环保服务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很突出的“红顶中介”问题，之后您在两会记者会上也说到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现在解决情况如何？第二个问题，刚才您讲到关于京津冀地区在治理雾霾方面的问题是针对性不够强，下一步针对性措施会有什么样的改进呢？
陈吉宁：
谢谢你提问。“红顶中介”问题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去年在两会上我也做过承诺，2015年底环境保护部直属的8家环评机构率先完成脱钩。我讲的脱钩是彻彻底底的脱钩，人、财、物全部脱离，是制度上彻彻底底的脱钩。我们就是要在制度上来解决“红顶中介”的问题，用制度保障避免出现一个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来保障我们制度执行的公正性。现在，我可以非常高兴地向记者们通报，去年年底之前环境保护部部属单位的8家环评机构已经全部脱钩，跟环境保护部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件事情我们兑现了对社会的承诺。另外，全国各地完成了140家环评机构脱钩工作，不仅是环境保护部部属单位环评机构脱钩，地方各省市县环保部门环评机构也都要脱钩。今年我们还有200家类似的环评机构需要脱钩，这个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坦率地讲也很敏感，这是革自己的命，阻力很大，但是我们坚定不移。既然向社会许诺了，我们就要按时完成。所以我们今年会继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调度和督促，按时完成相关的脱钩任务。同时，我们也在加强环评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这是关于红顶中介的问题，我们把它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必须完成，不讲任何条件。
第二，关于重污染天气具体我们做哪些工作。刚才我讲了，我们分成两大块，一个是今年供暖期我们还能做什么。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做五件事情：一是做好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环境保护部启动了一个“2+4”，即北京、天津两个城市帮助周边四个城市：保定、廊坊、唐山、沧州，这是我们重点工作的对象。在3月15日之前“2+4”的城市要执行统一的预警响应标准，这六个城市一个标准，不再是各是各的，什么时候启动红色预警、什么时候启动黄色预警，统一标准。而且要求按照预测的上限进行启动。大家要理解，污染预警启动依赖于我们的预报，就是你预测到底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预测是一项很难的工作。坦率地讲，我们现在能做到预测未来三天还比较准确，五天就比较困难了。但是在预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污染天气可能介于重污染和严重污染之间，过去是按中线值采取行动，现在要按照高线采取行动。另外，我们重污染天气应对要重点解决好“热点”地方。华北地区污染起来了，总是有一些很具体的区域首先起来，起来之后比谁都高，我们重点要解决好这些地区的预警应急工作，做到怎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应急方案。二是强化监测信息的共享。今年1月底之前，所有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监测数据已经实现了共享，大家都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我们也将进行相应点位的上收。信息共享对于应对重污染天气会有很大的帮助。三是高架源。京津冀有两个很重要的大气通道，高架源就是通过烟囱高空排放的污染物，几个小时可能就能从南部进到北京，它不是近地面的排放，它会长距离地传输，影响很大，范围很大，所以我们对高架源要进行特殊的关注。我们要求京津冀所有国控企业的监测数据，在线监测必须跟环境保护部联网，我能够看到，你有什么情况，达不达标，我第一时间能看到，不达标的要进行整治。这是第三项工作。四是严格机动车监管。大量的京津冀地区的物流运输有很多不达标的汽车，特别是柴油车，我们要加大抽检的力度，开展严厉打击违法生产环保不达标柴油车的行动。五是组织开展大气的专项检查，这项工作已经在进行之中。京津冀地区还有大量的小散污染企业，我们叫“村镇工业大院”，一个片区里全都是，又小又散，排放量很大，治理起来又很困难。我们要对这些进行重点执法，要打掉一批违法排污和不能够限期达标排放的小企业。这是近期我们做的工作。
第二大块是大家关心的长期治理问题。冬病夏治我们做哪些工作，我们主要做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修订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包括统一预警分级标准，整个京津冀要统一预警标准，规定预警之后要采取的不是同样的行动，而是要采取各自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但是到这个级别之后采取行动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一致的，不然同样的红色预警，各地采取的措施不一样，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统一这些标准。二是抓好重点城市的污染控制。刚才讲到华北地区有两个重要的通道，还有高架源，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重点解决。大家注意到，去年年底我们启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在通道上的电厂要优先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三是强化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包括研究可不可以实行错峰生产，可不可以实行季节性、差异化的排污收费。有些企业不一定非要冬季才生产，可以安排在夏季多生产一些，冬季可不可以多收一些污染排放费，用经济手段来减少冬季等特殊气象条件下的污染排放。四是解决燃煤的问题，包括控制煤的质量，解决散煤、大量劣质煤，本来散煤排放量就高，煤的质量又不好的问题，我们在推动这项工作，包括加快集中供暖，这是一个长远的办法，最终是要通过用电替代煤的直接使用和气替代煤，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强基础工作。要求“2+4”的城市两年之内在主城区不烧散煤，这也是很明确的控制目标。五是要加强面源的污染控制，包括烟花爆竹禁放的方案。今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很多城市烟花爆竹的排放量在减少。以及大量施工工地扬尘的控制。六是加大投入，保障这些措施资金能够到位。这是从长远看。
针对北京的工作，我们也跟北京市政府一起梳理了一下，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我们提出了细化30项具体的任务，环境保护部牵头负责的，我们将其分解到各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的，也分解到各区县。这里包括五项工作。一是解决北京散煤的问题。今年年底北京要完成400个村的煤改清洁能源任务，要淘汰所有的燃煤电厂。2017年城八区要实现无煤化。2020年要完成全部平原地区的散煤治理任务。二是强化机动车管控，特别是重型柴油车，所以上半年北京在讨论研究，针对重污染天气重型柴油车强化限行措施，2018年底前基本淘汰国二及以下的新型客车，2020年前基本淘汰国三的柴油车。今年还要修订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道路可以实时监测的方法。三是解决北京工业大院问题和面源污染问题，2017年南部四区小企业密集群的整治任务要完成，2018年前完成全市整治工作。四是强化重污染天气的应急管理，这是要求京津冀区域统一行动的。五是强化联防联控，包括联控的协作机制问题，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问题等等。另外，我们还要做好责任的落实，包括地方政府责任的落实问题，也包括企业责任落实的问题。我们也在跟北京市政府协商，进一步加大重污染天气的污染治理力度。
路透社记者：
我想问问执法的问题。很多人说环境保护部的能力不够强，地方保护主义太强，国有企业也太强，他们不想听环境保护部门说的话。这好像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我想问你们现在有什么进步？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陈吉宁：
谢谢你提问。环保不守法确实在中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两方面的核心原因。一个是过去的环保法太软，没有什么硬的措施，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是一个问题。二是一定程度上存在地方干预的问题。去年1月1日开始，我国施行了新的《环境保护法》，新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解决软的问题。环境保护部把落实新《环境保护法》、推动形成守法新常态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基本上每两个月开一次专题会，讨论这两个月全国执行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在什么细节上进行推动。我们按月调度，每个月把全国执法情况向社会公布。
我们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取得的成效还是很明显的。一是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环境保护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这是法律规定的。怎么落实这个责任？第一件事情是对环境出问题的、不好的公开约谈。我们去年对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公开约谈，效果很明显。不仅环境保护部约谈，也要求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约谈，还跟其他部门一起约谈，比如最近我们和国家林业局一起就自然保护区问题对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进行了联合约谈。还对地方进行督查。我们对33个市（区）开展了环保综合督查，同时督促各省（区、市）环保部门对30%以上的地市人民政府开展督查，我们希望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对全国所有地市进行一次督查，就是要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各地去年共对163个市开展了综合督查，对31个市进行了约谈，对20个市县实施了区域限批，对176个问题进行了挂牌督办。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政府落实责任，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二是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环保法要“长牙”，必须要严格执行。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715件，罚款数额达5.69亿元；实施查封扣押4191件、限产停产3106件。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34%。另外，环境保护部还把一些典型案例拿出来，共公布了74个典型环境违法案例，拿这些案例来做警示，以案说法。这些工作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
三是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联动。环境保护部去年首次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对两起污染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一个是化工厂填埋危险废物，还有一个是污水处理厂弄虚作假。到去年年底有多少环保的刑事案件呢？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大家可以看到执法的力度确实在加大。
四是开展环保大检查。2015年，全国共检查企业177万家次，查处各类违法企业19.1万家，责令关停取缔2万家、停产3.4万家，限期改正8.9万家。这是我们去年执法的一个基本情况。
通过过去一年的执法，守法情况开始发生积极的变化，企业感到有压力，地方政府有压力，但要做到企业全部守法还有很长的路，主要还有四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压力传导还是不够，特别是到县一级，压力还需要传导下去，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二是部门之间需要加强协调配合，不能让地方的环保责任成为地方环保部门的责任，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责任。只有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都履行责任才能有效果，所以也有落实各部门责任的问题。三是企业的主体责任仍然不够落实。虽然有这么多处罚，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企业环境违法还是很多的。“十三五”我们专门启动了一个很重大的项目——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要求企业达标排放。最后，环保一个部门单打独斗不行，必须要社会监督、媒体监督。怎么解决？信息公开。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进一步加强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现在我们看企业在做这项工作，但是公开的深度不够、不全面、不规范，所以我们也会把信息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去年一年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年，今年1月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开始实施了，所以今年我们会把两个法结合起来，继续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的法治环境会不断完善，真正做到企业守法，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关于环境守法的问题，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的问题。大家注意到，“十三五”中央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制度改革——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我们叫垂管，这是一项重大的环境管理制度改革，就是要建立环境监测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解决现在的分块式管理问题，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干预环保的监测、监察和执法，环保责任难以落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重点有四个方面的目标，一是这项制度改革要充分体现怎么样更好地落实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二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解决地方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问题；三是通过垂直管理，更好地解决跨区域流域大尺度空间的问题；四是加强地方监测和执法队伍的建设。我们现在的执法队伍还不是很规范，人员少，执法上遇到很多问题。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报道，我们执法人员去了之后被企业打了，有的企业把我们的人给锁里头了，很多甚至没有制服、没有执法设备，所以要加强能力建设。
我相信，通过一系列具体工作的落实和制度上的一些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执法上的一系列不守法问题会逐步解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此前，北京市三次应对重污染天气突发事件过程中启动和解除红色预警的时机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请问环保部门将如何完善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应对机制？
陈吉宁：
我刚才讲预警涉及到两方面，一个是预测，这是科学问题；一个是预警，这是行政摁按钮的问题。预测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天气预报现在也不能讲百分之百的准。总体上看我们的能力，三天是比较准的，超过三天就有不确定性了，再长的时间不确定性就更大，所以大家要允许在预测上有一些偏差。但什么错误不能出呢？就是预测到了严重污染情况但你不采取行动。预测可以有些问题，但是预测到情况之后不能不采取行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北京去年出现的情况，其中有一次确实开始是重污染天气，中间变成中度污染，很快又上去了，中间变好又变坏，这是不太常见的新情况。环境保护部有一个内部的工作机制，我们有专家队伍，和相关部门一起对各地区的情况逐一分析研究，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来不断完善我们的预测预警工作。
具体来讲，环境保护部通过做好四项工作来提高我们应对重污染天气的能力。一是及时预警。要根据预测的情况及时预警，按污染预测的上限进行预警，这在以前是不明确要求的，这次我们明确要求。同时根据预测情况提醒公众在重污染天气时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应对重污染天气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减缓和削峰，并不能完全消除重污染天气，这一点希望大家理解。真正解决重污染天气问题还是要靠常态化的污染减排。二是推动重点区域统一预警分级标准。不能各地标准不一，要解决预测出现波动的情况我们怎么办，要解决预测不准、修正的过程怎么办等等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方案。三是要提高应对措施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依法发布预警之后，还要努力使应急措施针对性更强、更有效，减少社会的成本和代价。现在我们抓住各种机会进行源解析，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解决谁来做、何时做、如何做的问题，发挥好预警的效果。四是要提高我们的预测能力。预测能力的提高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主要做两项工作：一个是让环境保护部部属单位、其他科研单位和高校，还有北京、上海、广东等这些环境预测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和其他能力较弱的地方一起会商，共享信息，帮助他们提高预警的能力。再一个是利用技术创新比如大数据技术，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能力，争取不只三天，能做到五天、甚至一周。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效果。只有这些工作做好了，重污染预警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提高预测能力也是环境保护部下一步的一项重要工作。
塔新社记者：
陈部长今天还没有提到环保国际合作，比方说俄罗斯跟中国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在这个广阔跨境地区环境问题并不少。您觉得现在和将来，俄罗斯和中国双方在环保合作之中最重要的方向和项目是什么？
陈吉宁：
谢谢你提问。刚才我讲了，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环境问题是需要我们各国一起合作才能解决的，包括气候变化的问题，包括臭氧层问题，单靠一国的力量很难解决，需要我们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起来努力解决。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国际合作。有几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和“走出去”。结合这个战略，怎么样分享我们的环保经验，我们“走出去”是绿色的“走出去”，我们也开展“走出去”项目的环境评估。包括我们对各个方面的合作推动，在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做好环保的合作。二是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政府加入了30多个与环保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者议定书，包括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等等，我们要做好这些公约的履约工作。三是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我们现在跟6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在环保方面有非常具体的合作，包括俄罗斯，我们有两国环境部长之间的对话，每年一次，去年是在北京，今年我要去俄罗斯。我们的合作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固体废物治理、严防污染跨境转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我们之间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再就是加强多边合作，包括中日韩之间的部长对话机制、中美之间的环境部长对话机制，以及金砖国家的环境部长对话机制等。去年金砖国家环境部长在俄罗斯进行了第一次对话。这些机制对于加强对话沟通、分享各自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要做好南南合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人员培训、官员培训、技术的转移，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所以，环境国际合作是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绿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解决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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